吴莱交游考

吴莱是元代大儒,元代中期婺州文人群体的代表。钩沉梳理吴莱与其师长、友朋、弟子等的交游,可知吴莱一生的交游事实,窥见吴莱的思想发展、学术渊源和处世态度。     

元剧妓女戏文化背景分析

元代妓业的繁盛、文人狎妓纳娼的生活态度以及蒙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元剧妓女戏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的儒家诗学精神被撕破,再加上科举的废止、文人的沦落使剧作家们背离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被迫以一种激愤、叛逆的心态在“倚红偎翠”的元代妓女戏中抒写心志,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鲜活妓女形象。     

呼唤科举:元杂剧中下层文人的生命呐喊

元杂剧作家的绝大多数是在科举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科举情结也自然流露于作品之中。在元代科举停废的情况下,元杂剧作家主要从下层文人的生活、遭遇、社会地位等角度呼唤着科举,以向世人展示下层文人的人生价值,从中也表达了下层文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文人的精神失落——浅析元代的科举与文学

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由异族统治而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文人感到空前失落的一个时代。七十多年的科举中断使得无数文人不仅无法通过科举来实现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更无法通过科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份改变。而作为元代文学之代表的元杂剧,更是集中体现出文人的这一失落之情。本文通过分析几部元杂剧中与选举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及其不同境遇,结合元代相关的选举制度,揭示有元一代文人的精神失落与苦闷。     

论延祐科举与元中期的雅正文风

元代多年科举中断,延祐年间随着科举的恢复,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正统权威重新确立起来,这对于诗风是有影响的。诗文发展到延祐年间出现了极盛现象,延祐科举以后元代才真正形成馆阁文风,而延祐年间出现的雅正文风是馆阁文风形成的标志,雅正文风的形成与科举的恢复关系密切,影响了一代文人的创作风格,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浅议元代文人地位变迁与元杂剧繁盛之间的关系

元代以前的文人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因此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到了元代,朝廷78年不开科举,文人被抛离既定的仕途轨迹,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因传统文化的解体而引起的心理错位和信仰破灭,更让文人墨客们无所适从。但元代文人并没有为身份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沉沦,落魄的文人发现了他们的疗伤圣药——元杂剧。大量文人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使得元杂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迅速流行于元代社会,元杂剧进入了繁盛期,并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     

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元代庆元路是书院教育发达的地区,有书院十二所,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除了慈湖书院以外,庆元路绝大部分书院传授程朱理学,反映了元代理学逐步一统天下的情况。从书院建筑布局和书院管理来看,元代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倾向,反映了元朝国家对书院管理和控制的加强。     

“以儒饰吏”为何独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阶层及其文化身份认同

元代以吏治国,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士由科举及第入仕为官的道路被阻断,纷纷加入由吏入仕的行列,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儒吏阶层,使得"以儒饰吏"在元代的文人叙述中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以儒饰吏"的广泛使用,是儒吏阶层文化身份认同的产物,也反映了元代独特政治环境下主流知识层对"儒"的社会功用和终极价值原则的深刻反思。     

元代科考赋集《青云梯》及其文化内涵

《青云梯》为元人选录本朝赋家的赋集,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元代科举考赋制度而指导试子取法。《青云梯》共抄录了元代辞赋作家102人的111篇赋作,均为考赋或习作,故这本选集对于研究元代辞赋创作与发展、元代科举考赋的特点和内涵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青云梯》考赋表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考赋“变律为古”带动向古赋特质的回归;二是辞赋评判标准取法程朱,表现出对理学的张扬。     

简论元散曲与理学

从元散曲的作者构成、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和散曲批评诸方面来看,元散曲与理学都存在着悖离。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元代文人对散曲的认识有关,也是元代理学影响文学有限性的体现,同时亦是学界对这一论题置辞甚少的原因所在。     

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的诗文与心态

周锡恩是晚清张之洞督鄂时选拔重用的人才,担任陕西、浙江副主考,沿途所撰写的诗文反映了他作为主考官的心理状态;因浙江科场舞弊案而隐居田园,以诗词歌赋记录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也表达了他对社会认识、人生的感悟。其心态反映出晚清知识分子在变法维新和守旧思潮纠结中的内心世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     

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通常将其归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随着商人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士大夫亦随之转变其贱商观念，并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地参与经商活动。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才导致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

浙东唐诗之路与政治结缘很深,主要是官府官员的倡导鼓励并付诸行动,特别是皇帝爱好、态度、立场和朝廷的施政方针,在网罗文人,吸引士子行为流向上发挥了诱导、推动作用。同时浙东宗教在吸引文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宗教是受政治“调控”的。两者综合乃成唐诗之路之政治因素。客观上是有利于唐朝诗歌的发展和繁荣昌盛的。     

时断时续：元代科举研究

元代是蒙古族1279年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蒙古族认为武力和实用技术是治国安邦的首要条件,因而最初对科举取士制度并不重视,统治阶层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才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建立了科举制度。在文章中,笔者试图探讨元代科举的内容、特点,并进行评价。     

科举制的世界影响与科举学的国际化

科举制不仅促进了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科举制的深远影响、科举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以及科举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世界价值,均促使科举学走向国际。当前,科举学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研究学者与研究资料、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方面。未来,科举学国际化将逐渐从国内国际化迈向国际国际化．科举学将成为一门真正的、国际性的显学。     

北宋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论——着眼于太学内部的考察

北宋时期的太学制与科举制在发展演进中衔接碰撞、互动影响。着眼于太学内部考察,太学制度的演变源于科举改革的背景,太学科举化趋势明显,科举制对太学解额及免解制度、教学与考试内容、管理制度制订实施具有强大导向作用。随着兴学改革中太学影响日盛及对科举制的悖反,朝臣围绕太学制度与科举制度的优劣之议、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存废之议、释褐状元与科举状元的名望之议集体论辩,推动北宋教育改革发展。徽宗朝由诏罢科举取士到诏罢天下三舍取士,历经17年特殊时期,从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改革现状等考论其缘由,对深入论析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简

清代定鼎之初,即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道路。范文程是这项制度因袭运动的具体操作者。入关前,由皇太极授意,范文程在满洲政权内兴学校、开科举,已为恢复明代科举制度做好充分准备。入关后,范文程“士心得,则民心得”的观点深得清帝的认同;在实施科举的过程中,他亲任三届会试主考官,并参照明例,就完善科举制度细节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范文程之所以会成为清初科举“一沿明旧”的有力推手,虽与其本人的家世和汉文化功底不无关系,而清初皇帝笼络汉族士人、缓和民族矛盾的行政需要则是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情深意笃,亦师亦友——杨慎与张含的交游及其影响

杨慎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学者、文人。他被贬谪云南后，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文人集团，通过广交文友、教授讲学、诗文唱和等方式对云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杨慎与云南文人张含的交游甚早、甚深、甚久，其诗文观对张含的影响也很明显，使云南文学家在受到了外来的文学观念方法影响的同时，渐为许多中原和长江流域等主流文学区域文人所知晓。     

顾况浙东行踪考略

唐人史料载顾况于韩滉手下任判官之职,但其情况不详;顾况生平奇事是"求知新亭监",其事与"判官"当有联系.就顾况所传诗文及唐朝历史典籍来看,顾况在韩滉手下任职主要是做"盐监";任职之地方主要是在温州和台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是浙东中心,顾况在温台任职与往来均尝经留于此.     

试论湘军兴起对晚清湖南文化教育的影响

湘军对晚清湖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湘军将领重建和新建各种教育设施,为晚清湖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湘军集团以各种方式增加地方文武学额,促进了科举教育的兴盛;湘军将领以各种方式在湖南兴办文化事业,推动了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人才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