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阿拉伯人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考察

为适应印度洋的多礁海域，阿拉伯世界的东部流行用木钉和绳索捆绑而成别具一格的轻型平底船；而在地中海上，西部阿拉伯人发明了大三角帆，对世界航海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航海技术方面，阿拉伯人对牵星法和指南针的使用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阿拉伯人还有先进的航海知识。只是由于传统宗教观念的束缚，才使阿拉伯人的航海优势被欧洲人所取代     

明代福建瘟疫述论

明代福建瘟疫的分布,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均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从空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邵武府、福宁州和福州府;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集中在成化、正德和嘉靖年间。福建各地多发的水旱灾害、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战争和社会习俗等都与瘟疫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面对频发的瘟疫,福建社会开展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略述明代福建对琉球造船发展之影响

凭借其悠久的航海历史以及独特的地理优势,福建在明代进入其造船航海大发展时期。福建作为中琉之间唯一被认可的官方往来通交口岸,在中琉间册封、朝贡等形式的外交特权的发挥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明朝对琉球赐舟、责令琉球使臣在闽修舟、造舟以及赐闽舟工等行为,对琉球的造船航海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同时。福建的造船航海技术也为琉球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两国之间交流往来的进一步加强也得到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明代造船技术的演进——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新制度主义认为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内部的推动,更需要社会外部的动力。技术只有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才能获得发展;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进步。文章探究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情景下造船技术的演进途径,梳理了造船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最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研究明代造船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福建户口流失原因浅析

在封建社会 ,户口的繁殖往往是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明代福建经济 ,尤其是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沿海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而为什么其户口却在不断“减少” ?主要原因是 :沉重的赋役导致人口流亡 ,赋役制度的变化造成户口统计失真 ,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荫蔽户口以及人口的经济性迁移使得户口大量流失     

明代福建文人结社考述

明代文人结社的地域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福建地区在当时亦曾出现大量社事,但是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笔者在近年研究中,仅所知见的明代福建文人结社就有26家之多,它们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明代后期,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福州、莆田两个地区。     

论明代福建商人的海洋开拓

福建海商在明代实行海禁的特殊情况下,仍控制了浙江和广东沿海的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本文通过研究明代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和福州三大海商的特点,阐述福建海商在当时以及现今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影响.     

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

通过对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可以发现,福建各府(州)间的进士分布极不平衡,沿海地区多于内陆山区,地区差异显著,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现象。并且各府(州)内部县一级进士的分布也存在这种地区差异。这种差异是当时福建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与教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造成的。     

明代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考察

福建一直都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前沿阵地,但直到明朝时期,福建与西方之间才开始出现文献交流活动。尽管马丁·德·拉达最早促动了福建文献的西传之旅,而利玛窦也据朱熹所编《四书集注》完成了一种《四书》拉丁文译本,但西学中传才是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中的主流,而西方来华传教士则是这一活动的主力军。其中,艾儒略所译《圣梦歌》为目前所知的第一首汉译英诗,而阳玛诺、利安当等人也对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有所贡献。与此同时,福建本土士人也开始走上了中西文献交流的历史舞台。其中,张赓既是金尼阁翻译《况义》时的笔录润饰者,也是艾儒略所译《圣梦歌》最早的刊印者,为西方文献中传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

现存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保存了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为了解该地区内部以专经为表象的科举竞争实态提供了依据.梳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格局,经历了由明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福州、兴化两府争锋,再至万历后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二是各地区的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的基础上,如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三是各地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兴化在明代后期科举优势的丧失,源自于漳州、泉州等地在《诗》《易》《尚书》等方面科举竞争力的增强.对闽县与晋江二地《礼记》盛衰变化的考察发现,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够引领一时风气,带动地方科举的发展.     

明清之际中国科学典籍西传欧洲及其影响

明清之际传教士把中国古代的科学典籍,包括医学典籍、科技著作和中国天文学史和天文资料传到欧洲,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文化交流对文化发展意义重大。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序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是聂付生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晚明文化特征的一部力作,它的完成具有学术拓荒的性质,也充分展现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前瞻性。其立意之新,足以启迪后来者的智慧,导引学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其把握精准,能在十分有限的篇幅中,把晚明时代作为一个特定的个案,自由地纵笔游刃其中,实事求是地解剖那个时代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和特征;其视野之广,轻易地将晚明时期的文化传播置于一个动态的、多层面的、相为影响的传播平台。     

明朝私人海外贸易刍议

以隆庆元年(1567年)为分水岭，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大致经历了“海禁”和有条件的贸易两个阶段。明朝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较快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私人海外贸易来源于国际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的生活环境决定私人海外贸易必然存在；“海禁”政策，对私人海外贸易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等。与此同时，明朝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也给明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明代生态环境科技成就及相关文献

明代生态环境虽然日益恶化，但是人们为改善生态环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植树营林、治水防洪、生态农业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并撰写了几部有关环境生态科技的巨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代山东社会风俗与俗文化的传播

风俗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习惯,体现着人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明代山东的社会风俗在弘治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中体现了风俗的随意性,说明国家所采取的任何一种移风易俗的教化措施都未必能起到预期效果。但风俗的稳定性同样也使得一些传统的婚丧等礼仪今天仍然保留。     

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年间（1583-1775）有近百位耶稣会士进入江西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难时期，江西成为大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连续开辟了南昌，建昌，赣州和抚州四大教区；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江西又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这些都意味着，鸦片战争以前江西的天主教活动并非一片空白，恰恰相反，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