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与具身化:再思媒介与身体的关系

主流传播学对于“身体”的研究,主要强调身体背后的意识和话语实践,而往往“遮蔽”了对身体本身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去身体化或离身理论的研究范式在以移动传播为主导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以“媒介:身体的延伸”和社会空间理论重新思考具身传播的必要性,并且探讨了关于具身与具身化的具体概念,在大众传播时代下表现为有限的具身,而当下移动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具身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具身化。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远程家庭”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图景,许多流动的打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异地而居。此种情况下,父母怎样与他们留守的小孩沟通?远程抚育又如何进行?对此,该研究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索父母使用视频通话技术进行“媒介化抚育”的实践和路径。基于两年的录像田野和细致的录像分析,研究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结合语音音律以及对远程传播中“物”的分析,论文指出媒介化抚育参与者需要调动“具身”特征、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该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远程抚育与新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传播学中有关媒介、身体和物质性的探讨提供了创新方法论范式参考。     

技术促逼与场域重构:教育媒介化现象研究

数字时代媒介的深度介入对教育场域中的主体关系、资本、惯习、权力等产生了根本影响,形成了典型的教育媒介化现象.本文从媒介化研究视角出发,提出教育媒介化概念,突破传统教育学对媒介技术的单一关注,从跨学科角度认识教育媒介化,对其进行深入解析和批判思考.本文对于丰富媒介化研究理论,理性认识社会媒介化实践,正确处理媒介技术与教育...     

从“自我复制”到“具身自我”——论苏珊·桑塔格《假人》中的技术主体变奏

科幻小说《假人》是苏珊·桑塔格试图在技术时代中重构新主体的小说实践。从仿生人诞生并作为“我”的生活替身,到“我”与仿生人的共存景象,小说不仅揭示了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固有的自我复制倾向,也在打破“意识统一性”幻象的同时,重思了技术时代的主体基础,为拓宽主体范畴的“具身意识”埋下了认知转变的铺垫。最终,小说通过身体的媒介化以及非人的具身化,衍生出了容纳人与非人的共同主体概念“具身媒介”,为我们在技术时代下重建主体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媒介化重组：“两个先行”议题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与社会关系重塑

媒介化社会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分配格局,数字技术成为话语中心,邀约社会关系参与传播过程。浙江省正迈向“两个先行”新征程,“数字浙江”邀约政府和公众两大舆论行为主体,形成以“智慧大脑”、理论传播平台和“浙江青年说”为媒介中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新样态,反映了媒介技术邀约下“政府-公众”关系的意义共建。在此,作为中介的数字媒介技术,组织起“两个先行”议题的叙事方式,将政府和主流媒体升级为社会关系组织者,将传统媒介再媒介化,使政府与公众保持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共富创建与治理现代化的新语态。     

屏幕之外别无他物：作为“元媒介”的数字屏幕

本文聚焦“屏”这一深度嵌入当代社会生活与主体建构的媒介。研究旨在通过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从“身体—技术—世界”的技术具身关系图式出发,对一个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屏幕及其与身体、社会的动态关联进行阐释,以期为“屏”的研究寻找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界面性媒介物,屏幕通过与身体具身化的诠释关系、背景关系与它异关系,将自身演化为数字化时代的“元媒介”。同时“,屏”作为数字时代进入社会的界面,在此过程中借助对特定对象的再现、聚焦与遮蔽,建构了一个隐含着视觉结构与视觉秩序的屏幕框架,并进一步转化为了基于媒介物的新型社会规范与秩序。     

媒介化视野下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媒介化理论是21世纪的新兴课题,以北欧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媒介研究学者开始从“媒介研究”转向“媒介化研究”,形成了“媒介化学派”.媒介化研究最早出现在政治领域,媒介化一词第一次出现在瑞典媒介学家Asp (1996)对瑞典选举中媒介权力与影响的研究中.当前学界更多将mediatization翻译为“媒介化”,而mediation则翻译为“中介”或“中介化”.     

“媒介化”词源探析

“媒介化”(Mediatization)概念主要是用来理解媒介对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挪威传播学者郎白①指出,“媒介化”是指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些转型中媒体和中介传播的作用。在晚期现代性阶段,“媒介化”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基于“人—机”关系视角的具身传播再认识——一种媒介现象学的诠释

当前学界对于“具身”概念存在望文生义的挪用和误解。从认知科学革命中的具身认知转向以及回溯现象学的具身概念,可以发现身体是具身认知与实践的本源。机器作为传播主体则打破了“传播是人类所独有”的观点假设,通过人机交互的具身传播实践,创造情境化的意义空间与传播情境,这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与行动方式。仅从身体或媒介的单一维度讨论“具身”无异于在空中建楼阁,而以人机传播为切入视角能够兼顾身体与技术两个维度,使“具身”不再是孤悬的理论。基于此,具身传播是不同传播主体间并行的、高度互动的耦合现象,主体间的意义创造构建着全新的传播情境,从而也会重塑人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认知。     

“智”化与“人”化：人机传播中虚拟数字人角色的再审视

智能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媒介生态,人机交互正在超越传统的控制观,但全新的信息伦理观还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智能化的虚拟数字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尚不明晰。通过媒介的“可供性”可以判断一个媒介是否“新”,从生产、社交和移动三个角度探讨智能媒体时代媒介的社会属性和全新转向,有利于梳理智能媒体与人的全新关系并厘清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传播中的交互角色。     

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

随着个体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场景、身体、在场的概念发生了变迁。异地恋群体通过专注、便利、亲密的在线互动,以及双方的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重新实现了“数字亲密”式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媒介技术进行了“双向驯化”：媒介技术推动异地恋个体重塑自我边界,转变媒介使用惯习;异地恋个体则使技术“为我所用”,体现了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随着个体回归“在场”,异地恋群体克服了由“脱域交往”引发的信任危机,从而重新搭建起安全感与亲密感,建构起以认知型信任为主、情感型信任为辅的人际信任,以及以媒介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运作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信任。     

媒介可供性视角下数字阅读平台数智化转型路径研究

技术赋能之下数字阅读平台的数智化转型迫在眉睫。从媒介可供性视角出发,通过审视数字阅读平台中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的设计实践,具化了“文字—盘活内容生产”“圈层—增强情感体验”“场景—实现随需遂意”三组情境与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拓展内容传播池、延伸互动仪式链、建构数字生态圈三条数字阅读平台数智化纵深发展的转型路径。     

理解智能传播的理论通径：德克霍夫的数字媒介哲学思想

作为数字时代被遮蔽的“媒体预言家”德克霍夫,在媒介环境学派内形成独树一帜的数字媒介观。本研究的问题聚焦智能传播理论发展的三重困惑,目标旨在通过德克霍夫数字媒介观探微文化肌肤和触觉的技术新隐喻,探讨智能技术如何引动感官重构与触觉延伸;同时按照虚拟现实空间与数字孪生体的一组关键概念,探明德克霍夫对人机数字交往和数字角色的数字理解;依循连接智能、集体智慧与人脑框架三个数字新概念,推阐智能媒介技术的社会价值与颠覆性意义;面对智能社会隐藏的数据操纵,从德克霍夫的数字无意识理论概念反思数字伦理风险。     

媒介管理媒介化视角下近代上海广播的技术管理

媒介技术的发展要求媒介管理方式超越古代粗放型的行政管理模式，遵循技术逻辑从而实现有效管理。媒介管理媒介化既不像中介化那样把媒介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也不像传统的媒介化理论把媒介视为社会的一部分“装置”,而是把媒介作为按照“媒介逻辑”对待的客体。近代上海广播的媒介管理部门在组织构架上设立专门的技术岗位，并使用制定技术标准、分配通信频率、监听节目内容以及频率干扰等技术手段开展媒介管理，从而呈现出了和古代不一样的管理模式。媒介管理媒介化是对媒介在社会中地位的承认，也标志着近代社会管理的升级和专业化。     

生死叠合:离场记忆的情感仿真、拟化同在与数字永生

死亡是一种生命现象,对离场具身的死亡纪念是治愈悲情、缓解死亡恐惧的文化坚守。在哲学与宗教、东方与西方的多重语境中,存在灵肉对立与统一的不同观点,但其共通性体现在：精神不朽是来世哲学的基础。在宗教的尽孝与世俗的声望记忆中,媒介充当着勾连生死叠合的技术通道,特别是元宇宙的来临,虚拟仿真技术营造的智能数字人能够模拟逝者的情感进行“再生交流”,再现其精神不朽,延续了离场具身的生命价值,拓宽了数字记忆的丰富内容。因此,在技术幻影中,离场具身的拟化同在得以实现,数字永生成为可能,它不单是一种记忆的姿态,而是理想激励以获得“第二人生”的自由复制。在正确辨识数字永生的技术幻觉时,也要正视其情感假体可能带来的伦理与隐私风险。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技术去能”与“多维透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

围绕身体和生命的规制问题,福柯与阿甘本展开了他们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二者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共同构筑起融合了否定性生命权力(决断权力)和肯定性生命权力(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图景。步入智能时代,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深刻改写了社会现实,重塑了生命政治格局。当人技互嵌的数字生态日渐成型,人类的自然身体开始向"数字态身体"转变,生命政治便具备了全新的精神内核与实践指向。本文认为,"技术去能"代表着否定性生命权力的决断,"多维透视"则代表着肯定性生命权力的施展。二者互为增补,合力构成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     

媒介化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形成机制研究——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考察视角

数字劳动何以形成价值？这一问题关乎媒介化社会“数据商品”的合理性。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切入视角，分析媒介化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商品诞生、价值交换及其剩余价值生产的整个形成机制。研究认为，数字劳动及其商品是媒介化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价值表象与载体，但其价值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依然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对“商品二因素”及其“劳动二重性”的定义。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

以数字交往论（DAT）重访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有助于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理想的数字文明。     

网络化城市中视障者的“不/可见性政治”——从残障视角反思媒介技术界面

本研究以可见性作为切入点思考残障视角下的媒介技术界面实践和影响。笔者分析了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了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问题,以及视障人群不得不为适应相关技术预设而作出的努力。本文借此讨论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in/visibility politics）。研究认为,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不可见（“身份”或“形象”）,更重要的是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视觉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媒介界面操作强加了健全主义“看见”方式的技术使用要求,并据此对使用人群加以区分和排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的感知和凝视是窄视的,界面上下某些方面身体活动和感官体验的“消失”和“截除”使得相关的人和行动亦“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