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校长及其作用的讨论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衡运行、革新鼎故、进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鉴于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大学校长应是教育家、学者及道德楷模,他们在大学治校中应当发挥“概念领导”、“文化选择”和“组织整合”的作用。     

充满爱心和革命性的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莱曼认为,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指导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她是美国唯一一所“公私合营”的常春藤大学;她平等、开放,被教育家们称赞为“美国第一所大学”;她将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酒店管理课程,造就成了世界上权威的专业化课程;她的农学院已成为执全美农业高等教育牛耳的权威;她拥有学术界最大、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有趣的是,她不仅是因特网的引领者,还是第一个电脑病毒的制造者。     

教育家与中国名校

到底是教育家成就了大学,还是大学成就了教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清音振远,教育家的生命有限,但是他们曾经兢兢业业服务过的大学长存,同时留存下来的是教育家卓越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精神。     

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一次国际教育会议上，留美博士黄全愈请教一位英国的教育家，却没有下文。可见，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关于教育的定义，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和一些人士都有自己的“语录”，这里集粹如下：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鲁迅：“教育是要立人。”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导和解放。蔡元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陶行知：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培养…     

家教例话（四）——遵守诺言 讲求信誉

曾子，名参，字子舆，是孔子的学生，春秋末期鲁国人。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崇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犯而不校”等主张。相传《大学》是他所著，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宗圣”。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曾子也是有名的教育家。“曾子宰猪”的故事，世代广为流传。     

让教育家名扬天下

让教育家名扬天下尤道俊前不久，笔者在同几位青年教师闲谈时发现，他们可以说出一连串国外教育家的名字，而对我们当今的“国产”教育家则知之甚少。不是这些青年教师“崇洋媚外”，也不是我们的教育家寥若晨星，中国有上千万的从事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工作者，其中不乏在教...     

蔡元培、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共性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习惯于描述、追忆大学的“历史意义”、“宏大叙事”，而忽略其背后的“细枝末节”，如学生管理等。蔡元培、张伯苓分别执掌过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们在修身、学生主体、培养学生能力、严格管理制度等几个方面具有一致性，他们的学生管理思想对现今的学生管理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启迪与帮助。     

新教育实验的理论与实践

对“新教育”一词大家并不陌生。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中，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便是新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新教育之父”的英国教育家雷迪，以及巴德利、怀德海、沛西&;#183;能等，此外还有德国教育家利茨、法国教育家德摩林、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瑞典教育家爱伦&;#183;凯。他们     

做一个“关注天空”的人

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妨先回过头来思考：当今国内有多少教育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公办学校到私立学校,从中高职院校到普通高校有多少学校？虽然办学者能算得上教育实践家、教育理论家的不少,但真正被人们誉为教育家的可以说凤毛麟角,这样一来,寥若晨星的教育家和数以万计的学校比例悬殊就不言而喻了。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度里,要实现“教育家办学”何以可能？要实行“教育家办学”到底该怎么办？     

关于高中学分制的几点冷思考——来自实验区的学分制反思

19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艾里奥特认为:当学生学习他们喜欢的、或具有一定天赋的课程时,他们的心智才会得到最好的发展。于是,哈佛率先在学生学习上采用“选修课制”,在课程管理上采用“学分制”。由于哈佛实验的成功,这种模式相继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所采用。此后,为了强调     

师爱改变了她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爱的教育将会只是枯燥，像山泉枯竭一样”。可见，老师对学生实施关爱的教育方法，是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班主任，只有关心、热爱学生，学生才会“敬其师，而信其道”，班主任只要关心、热爱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后进生，对他们真诚的爱护和热切的希掣，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冷暖，使之产生感激之情，     

关于高中学分制的几点冷思考——来自实验区的反思

19世纪60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里奥特认为：“当学生学习他们喜欢的、或具有一定天赋的课程时，他们的心智才会得到最好的发展。”①于是．哈佛大学率先在学校课程设置中采用“选修课制”．在课程管理上采用“学分制”。由于哈佛大学学分制实验的成功，这种模式相继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所采用。此后．为了打破传统的欧洲“七艺”在美国基础课程设置中的统治地位，强调一切学术性科目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教育专家们呼吁：中学也应实行学分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又率先在中等教育中使用这种模式。目前在高中阶段实施学分制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印度等。     

声音

“师范生一进师范学校的校门，就应该让他们接触中小学、接触孩子，进行专业思想的教育，培养他们对教育、对学生的情感。”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教育家论坛”上表达了上述观点。     

小学语文学习中的快乐学习

学习成功的原动力要学生学习取得成功．关键是要激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这种发自内心的兴趣感越是强烈,所取得的成功就会越大。古代教育家孔子是世界上最早主张“快乐教育”的人;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杨贤江等也都提出了尊重儿童、实行民主的“快乐教育”思想。以“快乐教育”的理念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     

四种校长可能成不了教育家

不想当教育家的校长可能成不了教育家。虽然没有进行过具体的统计与调查,但感觉到校长队伍中很少有人想或为教育家的。或许有些校长有这种想法,只是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可能因为古今中外能成为教育家的人极为罕见,如果公开表达出来会被人讥笑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江苏是教育强省,应该是出教育家的地区,但是几十年来可能成为教育家的校长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江苏曾经评定过一批省级的“名校长”,我们权且不要去评价这些名校长是否名副其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后面有多少追随者？他们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被同行高度认可？     

大学新生,该如何走进大学生活——树立新观念，增强自主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有必要让我们一谈再谈。很多新生认为走进大学生活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它代表着成功、事业、青春、激情、阳光,但是进入时却迷茫了、困惑了——大学的现实和理想中的大学是不接轨的。他们曾经在心里演练了很多次的”大学生活”,在他们真正走进大学校门时才显得那么的不容易接近。有媒体报道,很多大学毕业生的青春是“向下的青春”,其中有诸多的无奈,甚至后悔。也有毕业生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只是在大学中生活,却从未真正地走进过大学生活。这些更增强了大学新生们迅速“适应大学生活”的必须性和紧迫性。 这个秋季,我省又有40万名学生开始了大学新生活。他们走进大学校门的路只有一条,而走出大学校门后的路却有很多条。有时候,路可以被人主动选择;有时候,路又让人必须被动走过。问题是你走进大学时是如何设计大学生活的,主动还是被动？ 本期“话题”栏目特别策划“大学新生,该如何走进大学生活”,希望通过人生指导、心理健康、社团研究、职业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成功学长的话语,可以帮助走进大学校门的新生们轻松地融入大学生活。[编者按]     

弗莱雷成人扫盲的理论与实践

弗莱雷成人扫盲的理论与实践李家永弗莱雷是当今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被誉为是一位“活着时就成为传奇”的人物。他先后被全世界的２０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弗莱雷的著作先后被译成２０种语言，其最重要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仅英文版发行量就已超过３０...     

教育家的“名片”

假如为教育家制作“名片”．那张“名片”上应该写着什么？研究中外古今的教育家,我发现,在他们的“名片”上．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博学”“大爱”“悟性”和“独立”几个大字。     

天津有个徐长青

看到这个标题，很多人问：“徐长青是谁？”可见，理想中的“名人效应”在名师身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名师不同于“明星”（以影视“明星”为例），无论在宣传力度还是在周知程度上，这二者都有较大差距。当代青少年大多听过叶圣陶、陶行知等教育家的名字，但只是“听说”而已，对于这些教育家的思想和事迹，他们很少去关注和了解。对于影视“明星”，青少年的态度则全然不同，     

甘当"教书匠"

在“教书匠”和“教育家”之间，人们通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家”，而对于“教书匠”则嗤之以鼻。选择“教育家”，想成为“教育家”，虽然，这样的近乎完美、近乎终极性目标的达成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没有多少可能，但是，其愿望是美好的，其勇气也是可嘉的，其志向也是高远的；然而，轻视甚至贬斥“教书匠”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了。“教书匠”怎么了?匠者，在某方面很有造诣的人。手艺精湛的人被称为“能工巧匠”，文学大师则被称之为“文学巨匠”。匠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还很不简单。我们的学校，不是“教书匠”多了，“教育家”少了；而是夸夸其谈的所谓的“教育家”多了，实实在在的“教书匠”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