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江南”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泛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包括今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魏晋南朝时则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已非单纯的地域概念,又是一文化概念。江南文化发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又是晋唐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文化。     

回到乌镇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的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茅盾在《故乡杂记》里写道。茅盾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他口中所谓“江南”,是地理上的“长江以南”．是文化上的“杏花春雨”,是记忆里的“温柔富贵乡”。     

隋炀帝与江南

杨广(隋炀帝)以军事手段辅以文化战略抚定了江南,并以江南为基地实施了夺宫计划,在登基后又为发展和控制江南作了许多努力,最后欲避难于江南再图天下不成而亡。考察杨广与江南的关系,江南是杨广的政治生命所在,杨广是隋唐时期“南朝化”的重要人物。尽管由于统治失策,杨广经营江南最终归于失败但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西魏、北周以来第一个走出关中本位、具有开放意识的统治者。     

“和合”思想主导下的汉代江南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

儒家倡导的“和合”追求,在汉代正统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行政实践中,心怀“政畏张急”意识的循吏们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吏治的榜样。江南的开发,因受纳来自北方数量众多的移民而实现了跃进。北方移民与原住民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区域政权的关系,儒学主流与地方文化的关系,都在“和合”的主题下得到合理调整。“江南”循吏的政治文化表现,更是东汉史的亮点。     

隋代经略江南探析

隋文帝承袭北周政权后,既有并吞江南之志。通过详细规划,标榜正义之师的身份,迅速统一江南的陈政权,武力平定江南士族豪强反抗,保证江南的政治稳定。杨广在江南推崇儒学,诉诸佛教,实施文化战略。任用南士参与国家政治,减免赋税,优待江南,发展南方。隋代的经略举措适应了江南的地域社会,促进了江南的发展。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论东吴政治目标的确立与江南社会的发展

三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目标及战略步骤各不相同。东吴鼎足江东,重视对长江中下游的防御和开发,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发展;征讨山越,开发豫章、岭南、闽江流域,促进了江南民族融合,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南·江东·江左·江表

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出现江南、江东、江左和江表等表方位的词,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如能注意区别,将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江南一般泛指长江以南地区,但不同的时期其含义又有所不同。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一般指今天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与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苏南和浙江一带。长江在芜湖至南京之间作西南-东北流向,在隋以前这一段是南北来往的主要渡口所在地,所以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三国时,江东是孙吴的根据地,故当时习惯上称孙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     

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

尊重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既成体制是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主要特点,也是东晋得以立国并在异乡江南之地稳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东晋末,上述政治在门阀贵族王恭、桓玄那里不再得到坚持,而皇权一方重视刑法以及强征豪族私附民的政策也给江南社会造成混乱,引发了后者的不满和抵抗。皇权与门阀贵族相互抗争,双方都偏离了门阀贵族政治的方向及其精神,忽视江南地方社会的动向,最终导致东晋王朝的崩溃。创建刘宋政权的刘裕及其政治特点中有着继承门阀贵族政治的迹象,这说明晋宋革命的意义须从江南社会的动向以及贵族政治的传承之中予以阐明,这也为分析南朝皇权不稳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走进江南

浩浩长江,把天地山川划为江北江南两大块,如果说江北的文化是气势恢宏的长卷．那么江南的文化便是绚丽多姿的小品。对于江南,我“不是归人,只是过客”,打江南走过,我领略到了江南那令人陶醉的一面。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一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一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一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

历史上的“江南”存在着丰富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但缺少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来加以整合。“江南认同”是从历代有关江南意识自觉、江南地方情感突出、江南文化影响力的文献资料以及种种江南意象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其中包含着诸如“江南文化之二源”、“江南认同之两歧”等复杂问题以及一些代代隐传的江南意象,在由一种政治认同转而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北朝时期是江南认同形成的时期,在中国史上首次完成了文化话语权的转移,为中国文化增加了重大的变数。在这个过程中,中原认同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江南认同并生共存,相反相成。所谓“江南认同”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经历了北方中原认同在其中纠缠挣扎,死而后生,是北方渐渐化入南方的过程。     

“江南”的含义

小学语文《赤壁之战》一课中,有一处提到“江南”的句子是:“东汉末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想夺取江南东吴的地方”。这里的“江南”,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江”,特指长江。有时“江南”也泛指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但是,由于时代不同,“江南”的含义也不同。例如,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江南豫章长沙”句,“江南”指今天的湖广江西     

感受江南，感受生活的节奏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华丽的词藻．绝美的诗句．道不尽古往今来文人雅士对江南的追求和向往。     

孙吴“限江自保”述论

孙吴政权针对北方敌对政权采取的基本守国政策是“限江自保”。在军事上，“限江自保”即依托长江，而守在江北。孙吴荆州、扬州众多的“险要必争之地”，实际反映了孙吴此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孙吴“限江自保”政策，为后来的东晋南朝政权所继承。     

江南雨景审美认识的发展

南朝时期,江南雨景之美未被关注。初盛唐时,有少量作品写及。中唐,描写江南雨景之作大增。晚唐,杜牧第一次塑造了江南雨的整体美学形象,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江南雨景的美学特征继续得到丰富和深化。     

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由于元代对江南地主采取笼络政策 ,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续。元末张士诚政权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反之 ,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极为冷淡。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但建文帝失败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击 ,永乐迁都北京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发展。明中叶以后 ,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 ,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 ,几与明王朝相始终     

承继创新：言子与江南文化——2022虞山文化论坛综述

2022虞山文化论坛以“言子与江南文化”为主题，基于言子“文开吴会”“道启东南”的历史脉络，深入探讨了言子为儒家礼乐文化在江南传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言子思想对礼乐之学的创新发展、子游传统与江南文化繁荣与共的密迩关联等；并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了言子在江南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探索了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内涵，以及在新时代条件下推动言子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现路径。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论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

作者细读徐迟的《江南小镇》,从“水乡风情与人文关怀”、“怀乡情结与吴言侬语”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自由和平的梦想”方面审视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体会徐迟的《江南小镇》既是浙江文化资源的受益者,又以超越性的姿态极大地丰富浙江文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