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影响的机理阐释,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进了城乡共同富裕的进程。数字普惠金融既提高了城乡“富裕程度”,也提升了城乡“共享水平”,实现了效率和公平的双赢。(2)非农就业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扩大非农就业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在跨越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并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机遇还是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未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必然是重要的驱动力。基于中国2011—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按人均GDP门槛值将我国划分为欠发达、较发达和发达省份三大区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等“新动能”催化下,数字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进一步纾解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数字化应用鸿沟、缓解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     

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的振兴是事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选取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2012—2021年36个城市共10年的数据,基于“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通过构建SYS-GMM模型分析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振兴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将会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指数提升1.452个单位;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能促进收入提升,还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有助于东北三省高等教育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东北三省要全力加强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制定实施东北三省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与融通战略;要提高东北三省农村地区高等教育招生录取比例,促进教育成果服务地方惠及大众;要以“四个面向”为指引,推进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科研成果转化,构筑产教协同机制。     

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教育类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系统分析职业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有正向影响,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职业教育能够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应聚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水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以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省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空间计量检验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选取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为中介变量,数据要素流动环境为调节变量,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明显促进共同富裕,对邻边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地理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影响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效应,且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对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起到“边际效应递增”作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据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人才与资本要素的流动和精准匹配,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CFPS 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要求。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轮连续追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具有正向作用，但尚不能推动社会共享的发展；其次，创业活跃度在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创业活跃度的增加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也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建设的持续推进将通过激发创业活力、优化产业结构，为共同富裕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变点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别于传统金融,其普惠性能有效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而赋能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传导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单门限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城乡共同富裕.应该不断加快金融数字化建设,利用“大数据”实施“差异化”金融服务,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发挥金融普惠优势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连云港市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连云港市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筑牢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但存在乡村建设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匹配、乡村产业与农民增收致富的诉求不协调、乡村人才与助推共同富裕的担当不配套、县区间发展不平衡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较大影响等问题。连云港市可以遵循以下路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共同富裕：聚焦产业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聚焦乡村建设，助力缩小城乡差距；聚焦农民增收，扎实推动农村共同富裕；聚焦县域融合，优化城乡发展空间；聚焦乡村人才，打造共同富裕领头雁；聚焦有效衔接，逐步推动共同富裕。     

共享、共培、共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正>《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推动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实现全覆盖”“实现城乡孩子同标教育、一体成长”。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典型案例,温州市沿海发达地区鹿城区和欠发达山区泰顺县以“山海协作工程”为依托,借助互联网技术,在课程资源共享、师资力量共培和学校结对共育等方面协作共进,携手绘制共同富裕之未来教育蓝图。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紧密相关。文章结合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与学术研究成果,提炼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分析框架,包含“高质量”“共享”“全面”与“和谐”四大向度。基于此分析框架,分析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面临着服务农业产业化发展、统筹城乡教育资源、促进农民物质与精神富裕以及参与乡村生态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未来职业教育应适应产业需求,激发农村产业发展活力;统筹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人才培养,培育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融入农村社会,改善乡村生态与生活环境。     

新时代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考察

如何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现有关于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过于关注工具理性,忽视了其背后的价值理性和内涵本质,尤其是缺乏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分析。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基于“价值性—工具性”二维矩阵所构建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具体表现为第三次分配通过发挥文化、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的示范、刺激和众创效应来实现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示范效应,通过培育慈善文化、倡导民间互助、培育共享理念等推动共同富裕,映射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属性;在制度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刺激效应,通过优化税收制度、慈善服务制度、三个层次分配衔接制度推动共同富裕,彰显出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属性;在主体层面,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众创效应,通过协同机制、互助机制、互嵌机制推动共同富裕,体现兼具价值与工具的双重属性。     

跨境电商能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对企业内部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能显著促进企业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位于综试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了0.62%,企业内收入差距缩小了22.92%,分别发挥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跨境电商通过促进企业跨境贸易、市场扩张和吸纳就业,提高了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同时,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缩小了企业内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最低工资标准更低的城市,跨境电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实际平均工资水平更高的城市,跨境电商对缩小企业内收入差距的效应更强;跨境电商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促进效应更强。     

都市圈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都市圈的发展对于实现区域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测算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指数,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实证检验了共同富裕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同富裕不具有明显的σ收敛特点,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事实;都市圈建设会加速共同富裕的收敛进程;都市圈建设在加速共同富裕的收敛进程中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都市圈建设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共同富裕的加速效果最为明显,川南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弱,川东北地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弱。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

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现实短板是农村发展,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视域,构筑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驱动城乡共同富裕发展的机理架构,并检视了农村不同层次公共服务的低质量供给掣肘城乡共同富裕发展的现实镜像,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城乡共同富裕蕴含着“城乡”“共同”“富裕”三重战略内涵及目标,应以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以数字化治理为手段,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性、保障性和发展性三层次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打造城乡共同富裕之“一体三翼”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276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文本使用熵权法求得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中国276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切入点，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效果；从拐点值看，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相比，这种U型特征在低行政等级城市更为明显。同时，“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城镇居民的增收效果优于农村居民，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未来，既要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催生助农新模式，发挥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又要加强数字农民培育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防范数字经济发展抑制共同富裕的风险。     

边疆民族地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逻辑、困境与出路——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

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程,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探寻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困境和路径,成为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调查发现,边疆民族地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基层党组织领富能力弱、特色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乡村文化赋能作用发挥不明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短板弱项,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增效;突出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提升生态效益转化能力。     

数字经济与农业碳生产率：影响效应及实证检验

借助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是实现农业“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农业碳生产率;运用替换解释变量法、剔除部分样本、调整样本期以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和农业碳生产率之间有正向关系,并对其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产销平衡区和高技术创新能力地区的影响效应最显著且最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跨越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战略构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一、“共同富裕”战略构想的提出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分步实施,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要一起富,一步富是不可能的。应该从实际出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新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是其共同富裕观的核心内容,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策。     

论以政策优势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基于“双轮模型”的分析框架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实践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具有领导、制度和文化三大核心优势,探索把政策优势的势能转化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动能具有重要意义。以政策优势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政策优势侧”与“共同富裕侧”的双轮互动。实现领导、制度与文化三大政策优势的有效整合,助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内部构成要素的共享性、公正性和叠序性的协同发展,促成政策输出与效果反馈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政策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