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及相关资料评介(二)

三、盛世音与他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在拙作的前一部分①,笔者对徐州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所创办的《匪徒》杂志进行了较详细的评介,现在再来谈传教士的个人著述方面的资料。由于篇幅的局限,笔者在此只选择这方面较具备代表性的著述———盛世音(Eouard Lafor-tune)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徐州府概况》②一书进行介绍。盛神甫于1925年来到徐州,1928年被任命为当地加拿大耶稣会士负责人,为期3年(1928-1931),他在此传教直到1932年去世。此书就是他在任期间所完成的著作。他为什么写此书?他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有关徐州的传…     

浅析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影响(1610-1773)

明清之际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传教的概况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桃花源记》与一文多选现象、多种文体特征及多重主旨解读（下）——基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考察(1938-1949)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因为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这种一文多选的现象;因为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     

企业筹备上市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一般来说,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资产结构状况和不同的股本设置要求,在筹备上市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想要寻求一种固有的模式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一些常见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还是有迹可寻的,作者拟就自己的理解并结合相关实践总结出一些体会。     

试析制约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究其制约因素，从职业教育本身看，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不恰当地抬高，发展职业教育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关系没有理顺，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极不健全；从社会背景和发展环境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对发展职业教育提出迫切的需求，中国近代更没有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只有彻底改变中国近代的社会，才能迎来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舞蹈运动损伤文献综述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系统分析法,对舞蹈运动损伤文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调查问卷法有待开展,现阶段大部分研究以文献资料法为主;学者们从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生物力学的角度对损伤的部位及致因进行研究,但损伤与地域特点的训练、解剖、心理、生理等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还未见研究;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流行病学等方面未见研究;对于损伤的康复,学者何天祥等运用中医对损伤康复的良好作用,提出“医舞相通、通医懂舞”的理念,对损伤的防治研究结果值得肯定。     

1911-1949年法国浪漫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译介综述

1911-1949年,伴随着国内文坛对外国文学和文论译介的大潮,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进入我国文学家、翻译家和评论家的视野。本文全面梳理了该时期法国浪漫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本时期对法国浪漫主义文论的译介非常全面完整。而浪漫派作家雨果因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色彩,则成为该流派的译介重点。     

邢台市图书馆与邢窑相关文献的保存与传承

文章从邢台市图书馆收藏的邢窑相关文献入手,论述保护地方文献对于保护与传承邢窑文化的重要性,并对邢台市图书馆采取措施推动邢窑的传承提出建议,最终促进邢窑陶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更好地履行公共图书馆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职能。     

旅游资料中的跨文化冲突与翻译策略研究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跨文化旅游翻译中常常会发生文化冲突,这大多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中西文化差异导致旅游翻译障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西方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差异。旅游翻译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正确处理旅游文化中的冲突才能形成文化的有效交流。     

中日关系中四个政治文件的特色及其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各具特色,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中日联合宣言》指明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新《联合声明》对中日关系作了新的定位。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双方只有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