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反思——以PX群体性事件为例

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无法预见、消除但风险发生概率可以被降低。作为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如何有效进行风险传播、判断风险发生概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PX群体事件为例,从国内媒介的叙事方式、技术专家的言论、政府公关、受众的风险认知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试论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以宁波PX事件的媒介风险感知为例

本文以宁波PX事件为例,在风险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下,探究媒介在环境风险语境下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问题.本文发现,大众媒介对于环境敏感期的风险感知,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这与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假设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对PX项目的风险感知甚为敏感,且有放大感知取向;而传统媒体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环境风险的感知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公众对政府启动PX项目持有戒意,对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对政府的粗暴干预表现激烈的情绪.风险的化解端赖于风险沟通,而平等双向的沟通则是化解风险的前提.在中国风险场域中,媒介介于风险管理者和公众之间,扮演风险沟通的重要角色.     

环境传播下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昆明PX事件的实地调研

当今社会,随着环境风险的高涨,环境传播日益成为学界识别风险社会的一个直接而醒目的议题;同时,在新媒体呈井喷式的发展态势之下,其在环境传播中的公众动员力亦不断凸显。本文基于对昆明PX事件发生地及其周边的实证调研,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传播视阈下新媒体动员机制呈现深刻的内在逻辑:新媒体对底层群体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搅动为底层环境参与带来了新的契机,而其中民众情感的宣泄则将三者黏连成系统的动员过程,最终促使了环境风险的进一步外显。     

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

信息传播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应对、处置中的重要环节,它往往决定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最终走向,而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将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分析政府传播策略中的效果期待与控制,政府传播中传受者的互动,阐释如何提升政府传播能力以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并促进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事件处理中情境对传播效果的现实制约——以福建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为例

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本文通过对福建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的大致梳理,并联系近年来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在新闻传播学视角下进行了一定的学理分析,认为只有让PX项目的运作严格遵守相关程序和法律,将PX项目置于严密的安全监管之下,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才能使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重建民众对PX项目的信心。     

传统媒体对集群行为的报道策略研究——以某报对镇海PX事件报道为例

在新媒体语境中,集群行为快速形成并不断异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给传统媒体行使其舆论引导职能带来了挑战。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某报对镇海PX事件的报道为例,对该报在此次集群行为发生前后的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总结出其报道的缺失,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公关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下的一种现实表现。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能否进行很好的危机公关,不仅决定着事件的发展方向和事件最终的妥善解决,而且关乎政府自身形象的塑造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如何有效进行危机公关提出了建议,即转变危机公关理念、建立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中要做到3C原则。     

社会支持理论下群体性事件中的人际传播——以昆明PX事件为例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社会分化日益凸显,不同阶层的社会要求逐渐多样化,尤其底层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抗争总是将主体、客体、要求三者结合在一起,那群体性事件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如何利用人际传播机制进行人际交往互动?抗争者通过社会支持建立彼此之间的盟友关系,提出利益诉求进行抗争的同时,政府就需要通过合理化的交往行为互动,化解矛盾,通往更理性的社会关系,避免更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发泄型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特征——以瓮安事件为例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多有发生。本文针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首先在了解我国学者论述的前提下对其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以"瓮安事件"为例,把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分为事件爆发前的流言传播阶段、事件爆发前的谣言传播与情绪酝酿阶段、事件过程中情绪的群体感染与行为的群体模仿,以及事件平息后谣言的消散和情绪的消解阶段,并分析了各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     

公众舆论视角下的宁波PX事件

【摘要】本文从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所论及的分析舆论得从它的起点：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形象反应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的观点,探讨宁波PX事件中舆论从和平走向暴力的原因、舆论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及理性舆论在当下生成的现实可能性。     

一个事件,两种声音:宁波PX事件的中英媒介报道研究——以人民网和BBC中文网为例

近年,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环境敏感期”,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报道.针对2012年10月22日爆发的宁波PX事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网和英国BBC中文网两家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人民网和BBC中文网在宁波PX事件的不同阶段其报道数量、报道议题的设置和消息来源的选择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性.同时,也结合城市规划学中邻避效应理论,对此次造成宁波PX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谣言传播与控制策略研究

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对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进行分析有助于规避谣言带来的危害,建立良好的舆论秩序。本文将以PX事件为例,对环境群体性事件中谣言产生的原因和传播条件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谣言传播的控制策略。     

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人际传播分析——以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危机高发期,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中,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从突发性事件凸现到群体性事件爆发,信息的传播依次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串、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期间,群体的聚合呈现不同的特征,信息的流动亦呈现不同的传播流程,且均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显示了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信息传播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系——以“邓玉娇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不当往往成为事件引发的导火索。本文以邓玉娇事件为例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分析政府信息传播不当诱发的受众心理负效应,探索政府机构在处理类似事件中应该遵循的传播规律和方法。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信息沟通与协商民主——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和谐社会的构建际遇着风险社会来临的现实背景。风险社会中,风险冲突是社会常态,风险沟通是解决风险冲突的关键。它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开放、公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协商,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的一种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治理研究——以"鲍毓明事件"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开放的舆论场域,大众可自由、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物的讨论中.在政治与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网络的虚拟性、交互性、匿名性等特征加剧了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治理的难度.文章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政府治理鲍毓明事件舆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政府危机公关

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从树立公务员危机公关观念、构建并完善危机公关机制、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面着手,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达到善治的效果,改善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官方话语框架下的新闻报道和新媒体民众的对抗性解读——以昆明安宁PX事件为例

PX事件是民众对官方话语框架下新闻报道的典型对抗性解读事件.本文以昆明PX事件为例,分析出PX项目在官方新闻报道和新媒体民众话语中形象的差异,得出了前者精英意识明显,后者缺乏理性等结论,并运用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对对抗性解读的产生进行了解释.     

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危机传播——以贵州瓮安“6·28”事件为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约200人冲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行政大楼,上万群众围观,整个过程持续近七小时,成为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国内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同,贵州省政府在介入事件处理后,允许媒体进行报道,主动、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处理进展情况,使我们看到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景象。本文试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关策略,以及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分析。     

危机事件中政府公关传播研究

政府危机传播管理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政府在危机时期对危机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与监督等作用。我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中,逐渐加深了对危机管理的认识,这也成为众多学者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研究的热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