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着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但是,关于这一课题的理论应用、基本原则、一般方法等等问题,至今还很混乱。20世纪80年代初期接受美学被引进中国后,大致经历了理论介绍、尝试运用、理论的中国化、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这样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范畴,第四个阶段才是接受美学具体运用的时期,也是接受美学现实的价值所在。因此,现在必须就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讨论。     

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

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参照下，审视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史记》接受史的研究极为薄弱，有必要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具体而言，它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的研究。     

《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出版

陈文忠教授的《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被列为安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第二辑,新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54千字。陈先生长期执教本校,在文艺学、美学、诗学,特别是文学接受史等领域辛勤笔耕,多有建树,20多年来,在《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有《中国诗歌接受史研究》、《美学领域中     

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接受史模式作了大量的探索:革新"集注"、"集说"传统,实现传统学术方法的现代转型;以新颖的视野开辟学术生长点;接受史与创作史互补,建构文学史体系的现代格局;丰富学术思维,接受史意识成为学者的自觉意识。接受史研究是为了沟通古今审美经验,让古典走向现代。接受史作为与创作史前后衔接的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新维度,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更紧邻文学史料学的学术研究史,在主体范围、对象性质、功能任务和研究态度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     

“历代文话”的接受史意义——《醉翁亭记》接受史的四个时代

《醉翁亭记》的千年接受史,经历了由质疑、讥病到辩护、赞颂的曲折历程.具体而言,可分为特点鲜明的四个时代,即宋代之“讥病”,元明之“辩护”,清代之“细读”,现代之“追问”.全面考察《醉翁亭记》跌宕起伏接受史,有助于深入把握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者命意,也可以由此见出文学观念的微妙变化,见出文评家的识见和经历对文本解读的深刻影响.     

在接受中走向经典——巴金《家》的接受史研究

《家》在不同时代都能吸引读者进行多角度的阐发,说明《家》是一部具有巨大的“召唤结构”、蕴涵挖掘不尽的丰富意蕴的经典作品。它的意义结构不是限定的、封闭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具有极大的潜在意义。     

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百一诗”和《文选》的接受史考察

百一诗作为《文选》当中一种诗体,其研究是相对寂寥的。而《文选》当中各个文体的全面考察,对于《文选》研究却是十分必要的。百一诗在《文选》的诸诗体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其文本是单一孤立的,再有就是其含义是模糊不定的。这两点促成后世对于百一诗的接受产生了独特的景象——孤立与争论并生、疑虑与敬慕共存。对于它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探究百一诗含义的生成,从而探索《文选》在文体确立与流传方面的意义。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接受史的再接受——以《木兰诗》教学为例

北朝民歌《木兰诗》跨越千年时空为历代人们所喜爱,传统的课堂教学在其审美价值的探索上显得作为颇为有限,本文引进“接受美学”这个概念,将《木兰诗》的演变史引入课堂,将文艺批评理论的最新发展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寻求教学上的突破。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文学熠熠思想隐隐——读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有感

杨再喜博士的新著《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视角新颖,材料翔实,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也颇受启发。本人读后,感触最深的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熠熠生辉,得到了充分的传播接受,其思想成就则隐而不彰,几乎被文学成就所淹没。其实,柳宗元“是代表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一般的介绍也往往是思想家（或哲学家）与文学家相提并论。而我认为：柳宗元思想成就的价值甚或超过了文学成就,特别是其民本思想所达到的高峰,雄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数千年,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解读一个“全面的典型”——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

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对作家接受史研究中“一维历时结构”的简单化操作不仅难以取得王维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提升接受史研究的学术品位。作家接受史研究的突破和走向深入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研究对象的研究模式。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应该以“王维现象”为基点,突出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几个方面予以分别考察。     

“接受”《边城》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兴的一种文艺理论．它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是典型的读者反应批评方法。它的一个基本理论是：渎者以其先有的期待视阈对文本进行接受。期待视阈指“读者在阅渎理解之前．对作品呈现方式的定向期待”．期待视阈有两大形态：“其一是在以往的审美经验（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阈：其二是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阈”。这两大视阈相互交融构成具体阅读期待视阈。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解读沈从文的《边城》。     

论《桃花扇》接受史研究的内容与得失

接受者的接受活动是文艺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对于戏曲作品和戏曲艺术而言更是如此。孔尚任重视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和反馈,这在《桃花扇·凡例》中有明确的反映,并影响到了《桃花扇》的创作和文本,使得《桃花扇》的接受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桃花扇》接受史研究主要包括版本源流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改编研究和批评研究等几个方面。目前学界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有得有失,并不充分具体,亟待拓展和深入。     

接受史: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

文章提出了“以读者为核心 ,以接受为枢纽来建构文学史”的学术观点 ,并提出了编纂现代文学接受史的构想。在接受者和接受方式上 ,作者论述了大众传媒、大众读者、改编和演出、出版和翻译、评论家和研究者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脂批对《红楼梦》主题之接受——评点派《红楼梦》主题接受史研究之一

脂砚斋等人作为有着特殊身份、最早的《红楼梦》接受者,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认识与阐释较为深刻、全面,能独树一帜,其中有言人所未言的灼见。脂批认为《红楼梦》主题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情,二是伤时骂世。脂批对《红楼梦》主题的接受与阐释对后世读者的接受及红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