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变革与超越

曾国藩师法桐城,又处处超越桐城.为了追求"澄清无滓"的雅洁文风,方苞反对其他文体对古文的侵犯.曾氏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之中,一改桐城文的单调贫乏.曾国藩倡导"气盛"文学理论,要求作雄奇之文,矫正桐城派柔弱之弊.适应朝代剧变的需要,变革姚鼐主张、增添"经济之学".曾国藩的种种变革,达到了"中兴桐城"之宗旨.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际会

陈独秀与桐城派关系紧密。早年受桐城文化濡养,并与桐城门人相交游;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重回桐城文化怀抱。陈独秀出自"桐城",其学识成就颇得桐城之助。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姚莹“经济”说新探

姚莹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重要传人。他提出的"经济"说有着时代需求、桐城传统、家庭授受、友朋呼应、个人志趣等多重背景因素。其"经济"说的内涵,应与他的"义理"、"文章"、"多闻"三说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四者之间既可独立,又相互关联。姚莹"经济"说对嘉道以降桐城学风与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志沂：清道光时期桐城派重要的古文家

冯志沂是清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他是梅曾亮的"高第弟子"。在师事梅曾亮十余年间,他忠实地践行梅氏的古文理论,古文造诣日益精进,文风简净精洁,在梅氏诸弟子中堪称翘楚。因此,冯志沂在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学派。桐城派传承者不仅关注桐城文法与桐城古文,传承桐城派的救世理念,而且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经国济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黎庶昌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的主要活动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更迭中的中西文化论争流变相始终,桐城派人物活跃在中国近代各改良思潮中,并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解读桐城派文统变迁的关键。     

广西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创作

桐城派在广西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实际上,桐城派与广西的最早接触,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他就是雍乾时期广西武宣人陈仁。陈仁从游方苞十年,受方苞古文思想影响,形成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和论文以辨体为先的思想。其古文以文气雄伟著称。陈仁虽未能掀起广西学习桐城古文的风气,但他在学习和实践的同时,结合清初以来广西古文创作经世实用的文风,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为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尝试。     

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安徽桐城市召开。与会专家主要就桐城名家、桐城派与桐城文化、桐城派文献等方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     

桐城派批评范式中的归有光散文境界

归有光之文上继韩欧,下开桐城古文。桐城派文人论其风神,以为高者在神境,然有文人矜张之气;评归氏为文旨要,非议其为学主于文,乖离程朱之学而近俚,以义理尺度批判其浮浅;述震川作文门径,以为挚而有法,取法其文章古雅格调,易之以雅洁文风。桐城派的批评从侧面反映了正统文论崇道尊文的祈向。由此可以看出:归有光散文关切人生疾苦的情感书动摇了"载道"文统的根基,抒写怀抱的文人之文体现出了民间叙事清新质朴的特征,以传纪之笔叙事表明近世文法已日臻完备。     

桐城派文史研究的结合

<正>虽然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但桐城派研究界不同专业学者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文史互证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文学研究学者在桐城派政治思想史、家族史、中外交流史、学术发展史、文学编年史等领域的耕耘更加精细,历史研究学者在桐城派史料、史学思想、桐城派与近代社会等领域的阐释更加清晰。持续推进文史研究的沟通与碰撞,在桐城文章中发掘史料、提炼史识、总结史法,在历史语境中对话桐城文章、思考桐城义法,当是桐城派跨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林纾与鲁迅

林纾(字琴南),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首开风气,致力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对推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林纾曾经向“桐城派”大师吴汝纶问学,然而当桐城末流刻意追求“净严”,不免失之枯淡,文风凋敝之时,他却独能冲破樊篱,自抒“性灵”,以     

试论桐城选本的编辑学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呐喊,给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桐城派古文创作判了死刑。随着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学研究者对桐城派及其散文艺术做出了更为科学中肯的评价。但是,研究界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桐城选本,或无视桐城选本的存在,或轻视桐城选本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在桐城派中确实存在着继承肖统《文选》体制而编选古代散文选本的编辑现象。桐城派自创始人方苞、姚鼐到中兴之主曾国藩以及后学者黎庶昌等人,都以其古文选本对这一流派的发生和     

《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

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文献学家萧穆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研究

萧穆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桐城派后期的著名作家,他的身后之作《敬孚类稿》是其思想的汇集。重视教育是桐城派学者的传统,萧穆作为一个处在时代大变革环境下的桐城文人,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敬孚类稿》中均有体现,具体可分为读书立人、治学态度、校讎与为文、提携后学四个方面,对此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桐城派的研究,也可以为我们当代的教育提供经验和教训。     

清初科举生态与戴名世的时文理论

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建立在他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反思与批判之上。戴氏在桐城派作家中首次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这种"援古入今"的思路加以阐释,试图合古文与时文为一体,给时文创造一种新的局面,以文风之变促世运之变。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和实践不仅体现了戴氏较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直接开启了方苞关于古文与时文的诸多主张,对桐城派影响颇深。     

文坛轶事四则

“桐城文,寡妇之文也。”桐城派作为一门散文流派,曾在清代风靡文坛,占尽风骚。但因其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受到猛烈抨击,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最早著文痛骂桐城派的,却是清光绪间举人、桐城人陈澹然。他博学卓识,对墨守成规的桐城派深恶痛绝,坚持走自己的治学道路。他在文章中写道:“桐城文,寡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     

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研究的相互促进

<正>安庆师范大学坐落在桐城派的故里,《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桐城派研究"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该栏目一直重视在桐城派领域组稿。新世纪20年来,共发表桐城派与桐城文化方面论文117篇。自2007年第5期开设"桐城派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