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文教育回归阅读本身——关于“民国教材热”现象的思考

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能够最直接、形象地映照母语教育足迹的史料当属语文教科书。其中能够具体反映我国在学校教育的初级阶段,母语教育的内容及其方法理念的生动史料,当属那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近年来,出版界刮起一阵"民国风",大量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重印上市,民国课文选本、民国小学生作文类出版物也十分兴盛。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与民国小学语文教育,成为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中反思现行的语文教育。本文的研究从"民国教材热"这一现象出发,思考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次原因,立足于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及编排方式特点的分析,将民国小学语文教材与现行教材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出民国小学语文教材在教育目的、内容选择及如何引导学生阅读等方面的可取之处,以期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小学语文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用字研究——以商务印书馆四套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选取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四套国语教科书,对其第一学段的生字量和字种进行分析后发现:其识字量与"识写同步"教科书大致相当;共用字种占比较低;与常用字的共字比率较高;300基本字和初期积累字量较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前主流教科书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对比后发现:民国教科书的生字量和常用字占比对当前语文教科书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当前教科书在300基本字和初期积累字量方面体现了语文教科书用字的日趋科学化;字序的随意性是民国至今语文教科书编制中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难题。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述评

<正>傅运森主编的《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是民国初期①我国自编的第一套中学欧美史教科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品种之一,在普及世界史知识、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成为民国初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一本外国史教科书。一傅运森(1872—1946),字纬平,湖南宁乡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1909年8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任编辑。到     

“民国范儿”的迷思——论清末民国教科书之“另一面”

<正>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或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式"即唱盛其各方面的"推新"作用,而忽略或无视教科书实为近代中国各种困局的一个缩影。其实如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不少时人似并未看好那时的教科书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1915年张已说:"近日之民德污下达于极点,长此不改,非特中国沦于外夷,且恐人类皆化禽兽矣。"到1924年更说:"民国如此黑暗,下民尚有生机哉?"几乎与张同时,杨绛之父杨荫杭则发现不     

正中书局与民国时期大学教科书的发展(1931—1949年)

正中书局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官营的一个出版机构。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正中书局出版了大量教科书,推动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中书局承担了国立编译馆编辑"部定大学用书"的主要出版任务,同时还独立编辑了一套"大学用书",延续了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大学用书"等教科书的不足,为民国中后期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教科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

<正>民国教科书从儿童熟悉的事物出发,摒弃空洞说教,注重趣味性与渗透性,背后则处处能看到"教化"的影子,在小学阶段便树立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价值观,为将来立身处世奠定基础。新时代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借鉴民国教科书的教育理念、原则和方法,让传统文化教育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一、儿童立场,贴近实际     

由“文”到“语”——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之演变

从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为标志,现代学制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从无到有;从清末注重"文"逐渐发展为到民国中后期强调"语"。"文"指"英文";而"语"则指"英语"。"英文"侧重的是文字,即语言学习四项基本技能中的"读"和"写";而"英语"侧重的是其中的"听"和"说"。在清末到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中,这一变化尤其明显。     

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与“苏派”教育传承

<正>百年荏苒,我们无法确切统计出有多少江苏人曾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作过努力,但从本人所藏900余种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中,依然可以发现近现代史上江苏大部分名家名人的痕迹。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很多清末语文教科书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更有不少教科书编者,虽然能从保留的实物中获知姓名,但生平已然不可考。本文对语文教科书与"苏派"教育的关系作一个粗浅、疏漏的梳理,以此向曾致力于中国近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苏派"教育先辈致敬。     

民国与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比较研究——以“开明版”和“人教版”为例

"文以载道",是语文教科书的基本特点与重要使命。聚焦价值取向,基于四个维度,即场域取向、人物取向、道德取向以及政治取向,比较研究民国"开明版"与当代"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可以窥见我国语文教科书历经70余年其价值取向变更的基本图景。这一变更的特点既表征为超越时空的稳定,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革新。这些透视,将为我国未来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之基本格局的构建提供有益观照。     

民国时期的一次高强度教科书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意识形态迅速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重要举措是强势推行党化教育、强势控制教科书。而极端的教科书控制突出表现在严格审定其他教科书,取消公民教科书,直接编撰强意识形态教科书,包括三民主义教科书以及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又昙花一现的党义教科书。自此,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告别黄金时期,走入并构成了民国教科书意识形态最强控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教科书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再次提醒我们要深入研究并高度重视教科书的教诲功能,要充分认识党义教科书的教训,平衡教科书教诲性和启蒙性的关系,理性认识和对待民国教育与教科书。     

观点

历史不存在"政治错误"任何历史,都是宝贵的教科书,只有真实地被敬畏,才能有正确的收获。民国史也好,近现代史也罢,丰富多样的故事、艰辛坎坷的历     

大学者编小课本——民国教科书编纂者剪影

近年来，出版界掀起一股复古热，不少民国教科书被重印至脱销。《开明国语课本》等一些民国老课本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备受追捧。究本寻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为小学生量身定制的民国教科书，均出自叶圣陶、丰子恺、沈百英和朱文叔等大家之手。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不乏出版家，也不乏教育家和文化精英，     

儿童本位: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编排

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在选文取向、选文内容、选文文体等方面体现了民国不同时期"儿童本位"观的演变历程,说明了"儿童本位本土化"是西方教育理论能够在中国的土壤生根发芽的必然途径。     

历史叙述的政治——民国前期中小学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叙述(1912—1927)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其发生后不久,即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叙述民国建立过程的重要文本。作为新生政权,民国政府利用其政治权力在辛亥革命叙述中,建构了"共和"话语和"五族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并且,透过对辛亥革命具体过程的叙述和民国缔造者的塑造,新政权努力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叙述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既透露了这一时期政治权力的更迭以及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现实政治与历史叙述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     

《新生活教科书·国语》选文中“做”的趣味性

20世纪30年代民国教材出版迎来高峰,大东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了《新生活教科书·国语》。该套教科书是从民国时期教科书审定制的大环境中涌现出的诸多小学国语教科书的优秀代表。     

论教科书参与公民教育的历史先声 ——基于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文本分析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始,非常重视教育的除旧立新.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程内容的载体,因而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依托.为编写出符合民国宗旨的新式教科书,各大出版社积极应对,努力探索.其中商务印书馆编写的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是使用年限最长、重印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套母语教科书.这套教材参与了民国初年对健全国民人格的培育,形成了本土化的公民教育思想,堪称教科书参与公民培育的典范之作.     

《桃花源记》与一文多选现象、多种文体特征及多重主旨解读(上)——基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考察(1908-1921)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因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一文多选的现象;因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     

民国先期中学教科书的个性导扬取向

民国先期中学教科书闪烁个性教育的亮点,从体质、人文、志向、兴趣、能力等五个方面,导扬学生个性取向,在我国教材发展史上,架构了"个性—群性—社会"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的个性教育初步形制。     

清末民初初中语文教科书文选价值取向之演变

在文选式语文教科书中,文选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决定教育的方向与目的,对语文教育实现其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任何一套语文教科书都十分重视范文的选编。我国近、现代初中语文教科书文选价值取向的演变先后经历清末、民国两个阶段。清末时期,选文继承经学传统、注重德育。民国初期,增选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时文,突出反帝反封建性。     

中国古代文学在近代中学的传播与接受——基于清末民初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的考察

清末至民国初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被赋予的道德教育功能、应用文范例功能,远远超过了它同时承载的文学艺术审美功能。为了迎合当时社会领导阶层对国家未来"栋梁"的要求,教科书选文以古文名家范文为主,且绝大多数是应用文体。文中模范人物的功绩及道德品质,也足以引起中学生对国家、社会的思考,乃至影响他们今后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