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中的科名前定思想

唐人小说中的宿命主题,体现了唐人无所不在的命运前定思想。唐代社会,随着科举制的出现,门阀制度被打破,科举一时大兴,伴随着社会风尚、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唐代士人的情绪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人小说中所反映的科名前定思想,体现了唐代士人对功名富贵、个人命运的关注;对宠辱得失、荣枯沉浮的迷惘;对坎坷人生的不平、痛惜;是感伤、无奈、得意、困惑、愤慨、自慰情绪的发泄。     

明代小说中的“侠”观念

许多人可能都有着这样的想法：“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义薄云天;不仅是异人,而且还是义士。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古代小说中,“侠”观念也是不同的。明代小说中的“侠”观念既与前代有着共通之处,也有着新的时代特点。     

明代小说著录与古代"小说"观念

在中国,"小说"一词有着古与今的错综,名与实的纠葛.通过考察明代小说著录,我们可以考察古今"小说"观念的不同,理解古代"小说"观念的复杂内涵.     

明代小说中的“言情”对后世言情文学的影响

“言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失的内容。作为以小说为文学代表的时代,言情在明代小说中有很大程度的体现,它所具有的特殊而又丰富的内容对中国后世的言情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明小说中的言情,不仅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明代小说,而且可以全面把握中国言情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的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审美意义。     

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明代禁小说令十分严格,从中央政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层层罗网对小说进行施压。然而,小说禁令只是官方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并未从根本上阻碍小说的发展。首先,明代官方禁小说令的实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之禁令的颁布总是滞后于小说作品的产生,所以小说依旧会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前行。其次,小说禁令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冲突,说明了在明代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小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必然之势。最后,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的逐渐融合,从思想层面揭示了明代小说发展所具有的宽阔空间。     

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

小说创作发展到明代，已成为白话小说兴盛的时代，言小说创作相对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但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却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并与白话小说融合为这一时代学的主流。但长期来，研究对明代小说研究的兴趣，多集中于白话小说，研究言小说的，也多注意明代新创作的作品，明代言小说总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明代江西小说考论

有明一代,江西涌现了李昌祺等十九位小说作家的二十六部小说作品如《剪灯余话》等,这些作品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内容丰富,兼及志怪、传奇、轶事、琐闻等题材,真实地再现了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多层面地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和社会心理,是那一时期民众的生活史、心灵史和风俗史,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文学和文化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从明代小说看明代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宋元时期逐步兴起的中国工商业，经明初作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后，在明中叶开始繁荣起来，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市民商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当时各种手工行业如酿酒、绘画褙裱、园艺、织造、首饰制作等情况的描写，是明代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时我国早期工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代道教的嬗变及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明代道教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新的特点：世俗化和商业化。文章以道教新特点对白话小说的影响为考察对象,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其间的关系尤其是道教之对小说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传统叙事视角下的历史记忆——解读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

明代涉及倭寇描写的小说、戏曲作品约16部,大多产生于晚明时期。在传统叙事视角下,倭寇形象有的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而被轻易击败,显得简单而粗糙;有的则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并考虑到当时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对其中的中国人首领予以了相对客观的塑造与评述,甚至不乏同情的笔调。倭寇中的日本人形象缺乏足够生动的细节展示则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缺陷。明代小说、戏曲里的倭寇描写不仅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而且以通俗文学的样式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反映出晚明以后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恶化。     

明代小说序跋中的小说审美价值论

对古代小说审美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明代以前偶然出现的小说文体意识,不过是模糊、不自觉的闪现,而在明代中后期对小说审美价值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全面的高潮,这在明代小说序跋中有丰富、具体的展现。归纳起来,明代小说序跋探讨小说审美性,有“奇”、“幻”、“趣”、“异味”、“精严”等范畴概括,对清代小说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鲁迅与明代神魔小说

鲁迅开拓了明代神魔小说的现代研究路径。他不仅提出“神魔小说”的概念,而且针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文本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特别是对《西游记》的评述考证,奠定了《西游记》的现代研究范式。同时,鲁迅将神魔小说内蕴着的独特美学价值加以评价、总结,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承继了神魔小说的某些审美特质。     

浅析明代世情小说产生的原因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情爱婚姻、家庭纠纷等,展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文学作品是社会的反映,世情小说产生的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明代小说货币描写研究综述

本文认为明代小说中的货币描写及其相关研究目前集中于对时代生活的阐释和叙事学研究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需要较为系统的探讨。     

明代小说中所见的银钱名称

明代货币经济相对发达,银、钱名目繁多且混乱不堪。本收集了明代小说中所见银钱名称,尤其是当时民间的俗称约４０个,分为“金银”、“钱币”及“其他”三类予介绍。     

明代白话小说中的监生

按照获取身份的不同目的,明代白话小说中的监生形象可以分为三种类别,而这三类正好代表了小说作者对于监生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中,第三类监生形象尤其值得探究.通过作者的刻意渲染与多种建构方式,"才疏学浅"与"贪财好色"成为此类人物最为特出的性格元素,而其中也体现了整体观照与个体特征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纠葛.探寻"监生"形象从科举身份转化为一类特定的文学角色的生成过程,将有助于把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引向深入.     

书录中的明代小说观新变与定位

小说录，从明前的附庸经史到明代的顾身经史，以至最终别出四部，突破了传统的化价值观的束缚，超越了儒家诗教崇实用、重功利的观念，这大大拓宽了小说创作的思想领域，为小说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促使人们更多地从学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定位小说。     

明代讲学风气与小说创作追求

明代学术思想的活跃,除了思想家的著述纷纷问世之外,很大程度体现在接连兴起的跨地域、跨行业规模大小不一的讲学活动上,其世俗化、平民化特征,促发了新的道德意识的产生,进而影响了通俗小说的创作:一是人物设置.至明代中后叶,随着王学思想的勃兴与讲学活动的开展,使得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判别是非的标准,认识问题的方法、思路,都有了不少变化,进而影响到小说创作.小说家在设置笔下人物时,不再简单地以好、坏划分人物类群,跳出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叙事格局.二是情节构思.在明代中后叶,随着经商人数的骤然增多,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愈益得以凸显,价值评判的多元化、精神生活的丰富化、物欲追求的多样化之趋势逐渐形成,主体精神得以确认.当时讲学的一大特点,即不效世儒、不拘泥于训解,而直指当下.所谓"当下",与普通社会族群日常生活相关,是人们所关心的身边热点问题.缘此,小说家在构思情节时,对两军鏖战的激烈场景、行侠仗义的壮举、风云多变的史事,似乎均失去了兴趣,目光转向家庭琐事、怄气斗口、张长李短、儿女情长.三是内容表述.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王阳明心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小说受心学的影响,也有迹可循.另外,在明、清的言情小说中,议论成分明显加大,乃是讲学风气影响所致.     

清末奖励科名考试的实施与变革

清末奖励科名考试具有学位考试性质 ,它的实施在减缓新旧教育体制转换中的阻力 ,选拔各类专门人才 ,保证办学质量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因其与官职奖励相连 ,扭曲教育功能 ,终为民国时期新的学位制度和文官考试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