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东路事件各方动态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筑的横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之一,是沙俄政府通过《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在中国攫取的一项特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但真正清理这些特权时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在归还中东铁路上只答应“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的专门条约”,并于1924年与中国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和《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以“中苏共管”的方式保留了这一特权。     

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中东路涉及中苏两国民族利益,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上,陈独秀支持中共中央"拥护苏联"的口号,但认为还必须加上"反对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针,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富于策略,它将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正确的思想.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方针,忽视了民族利益,缺乏群众观念,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中东路事件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影响

192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并爆发了中东路战争，呼伦贝尔地区是中东路战争主要战场之一。本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简略分析了这场战争对呼伦贝尔地区产生的影响。     

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变化

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为了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之需要，不断改变其政策。从“无条件归还”到中苏“共管”；又从武装“保卫”到中苏“共管”；最后出售中东铁路，中国主权大拍卖。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联的对华政策既有国际主义的一面，也有民族利己主义的一面。而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做法，则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建立在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之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     

关于陈独秀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陈独秀评价的争论主要是两点:一是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除客观原因外,革命陈营内部主观上也有责任,首先是共产国际,其次才是中共.陈独秀要负领导责任,但党的领导集体也有责任.二是离党之后的政治表现.加入托派是组织错误,反对创立红军和武装割据是认识错误,但反对盲动也有合理性.坚持与国民党斗争,主张抗日,他的人格令人敬佩.     

中东路事件前因后果再认识

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已过去七十多年,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事件当事人张学良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事件沉淀了四分之三世纪之后,在张学良“自述”问世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本文认为中东路事件涉及错综复杂的两国四方关系,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下进行的。文章着重分析了张学良执意收回中东路的动机、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失误及事件导致的后果,特别是事件对张学良本人所产生的影响。     

中东路事件性质刍议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苏联的史学著作一直认为这是一起受帝国主义指使的“反苏事件”.我国的一些史学著作也认为这是一起“反苏反共事件”.笔者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其中有反苏成分,但也有苏联为确保自己在中东路的权益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更有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     

中东路事件的起因及影响

中东路事件的原因主要有：国民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国民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张学良对当时的东北亚局势主观判断失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东路的野心。这一事件致使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不仅造成东北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更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独占东北的步伐。     

从中东路看中国争回主权的斗争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皇俄国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让地筑路,使中国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从沙俄手中夺得中东路,使中东路问题更加复杂化。辛亥革命后,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以“共管”的名义,使中国空享主权。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终于将中东路收归国有,从而维护了中国主权     

中东路事件中美国政策探析

1929年中苏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美国作为一战后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以维护《非战公约》为旗号,广泛联合其他国家,向中苏双方施加外交压力,为中东路事件的最后解决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美国积极参与其中一是作为《非战公约》的发起国要维护该《公约》的神圣性,以体现其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二是美国与中国东北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继续推行在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符合美国垄断资本的要求。     

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陈独秀是在国际共运分裂的复杂形势下开始认知社会主义的。其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一是执政者谋资本劳力之调和是人类幸福。贫富悬殊绝不是社会之福,只有保护个人、限制兼并、实行劳资调和才是"人类之幸福"。这正是当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经济改良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二是通过协调资本"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的办法发展大工业。三是认为中国产业未兴,尚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四是陈独秀不迷信任何理论和权威,充分显示其追求科学、民主与实事求是的精神。     

论陈独秀的十月革命观

陈独秀在自身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十月革命这一事件本身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在不同的时期,陈独秀的看法又是有所区别的,既存在合理的一面,但同时又存在着脱离实际、理解比较肤浅的问题。     

陈独秀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三种构想：一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国,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三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三种构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历程,也体现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     

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及其理论价值

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肯定到否定再上升到肯定的过程。其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推进——社会发展五种形态和两种进化方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初期资本主义;对未来中国社会的预计——发展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陈独秀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不同阶段的特点。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等方面。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抨击 "桐城派" 探因

陈独秀为何抨击＂桐城派＂,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承接了晚清民初对＂桐城派＂批评与超越的潮流,看到了＂桐城派＂从中兴走向衰落的趋势;二是欲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必破＂桐城派＂正统、正道、正宗之地位,三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就成为《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陈独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设计者和组织者。正是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的零星活动才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陈独秀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战略指导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提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为起义运筹决策。对于筹集武器,主张取之于敌;对于制敌策略,主张集中力量;对于起义时机,主张慎重选择,把握火候。为保卫起义的胜利果实,陈独秀主张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抵抗,准备防御战争。     

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民主思想中的二重矛盾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的民主观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因思想的复杂性使其民主观中出现了情感与理智、目的与手段的二重矛盾,这两大矛盾主导着他对民主的思考,是他的民主观几经变化的内在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