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亳与北亳——评王国维的《说亳》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学者,他对古代地理的考证颇有成就,特别对于商汤都邑亳城的研究影响很大。他关于西亳、燕亳、杜陵之亳,皆与汤都无与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关于南亳和北亳的论述,却显得证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关于汤都亳城,虽然说法很多,但是,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一种,即晋人皇甫谧提出的三亳说:“南亳在榖熟,即汤都;;北亳在蒙,即景亳,汤所受命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受命地”、“盘庚所徙”,均非汤都。所以皇甫谧的三亳说,其实是一亳说。即     

“汤始居亳”地望考

由于对“汤始居亳”之“亳”的地望有不同的理解，引出了关于汤都何处的各种不同说法，本文依据大量的史料，对“汤始居亳”地望进行了深入地考证，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又从近年的考古发掘和古代曹县一带的交通与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考证了“汤始居亳”之“亳”乃今之山东曹县一带，肯定了王国维说法的正确。     

试论"宋亳说"——兼论商汤南毫的有关问题

"南亳说"为西晋皇甫谧首次提出,并将之纳入到"三亳说"的体系之中.事实上,"三亳说"只是对传统史书中记载的不同所作的一种杂糅和妥协,并无确切的依据.当今的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三亳说"的错误,但往往继续沿用"三亳说"体系下"南亳、北亳"的旧有说法.目前的考古研究尚没有找到比较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南亳、北亳的存在,但若因此而否定汤亳在豫东、鲁西南一带的可能性则为时尚早.这种情况下,如果暂不论汤亳的具体地望,而只论汤亳在宋地(即"宋亳说")则既有文献依据,又有较多的考古支持.以"宋亳说"代替以往的南亳、北亳说来作为汤亳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应当是汤亳研究中较为客观的一种表达方法.     

王国维的《楚辞》研究——《近一百年楚辞研究大系》之一

本文立足于王国维先生观念中的近世哲学精神，围绕其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理论，突出他提出的屈原“欧穆亚”人生观与《楚辞》创作之关系，再联系其微观考证方面的巨大成就，全面介绍了王国维先生在《楚辞》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王国维的辫子

清朝已被推翻十余年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坛上，那位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王国维仍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留着辫子。当他拖着这条灰色的辫子沉入昆明湖后，象他的谜一般死因一样，这辫子的意味也让后人有了种种推测。一种意见认为，王国维的辫子是他鸣高立异的表现，顾颌刚《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是这么说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留辫子只是一种形式，精神上并没有辫子。这一说可能是王氏之友为其所作的委曲解说之辞。日本学者则认为王国维的辫子是其信念、节义、幽愤的象征。前几年，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郑亳”、“西亳”两说平议

关于商汤都亳的地望，历来争议颇多。本文对近年来“郑亳”与“西亳”两说之间的主要争议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商汤灭夏前始居之亳与灭夏后所还之亳应为一亳，即“郑亳”。其他名亳者都是后起之地名。或属后人推测之说，并无可靠的文献与考古学证据。所谓的“西亳”偃师商城虽然也有一定规模，但却不是商汤所都之亳。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分析，笔者推测偃师商城的真正主人很有可能是伊尹。     

盘庚迁都史实的文献释疑

由于文献记载歧异,学术界对商王盘庚所迁都城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主要有"迁殷"、"治亳"两种观点。本文从不同文献记载的对勘分析入手,考证"迁殷"、"治亳"二说的源流,并通过文献的整合与互证,提出盘庚一世二迁之说,即盘庚在位期间曾先后有"迁殷"、"治亳"两次都城迁徙。如此,则相关文献记载的分歧与矛盾可以涣然冰释。     

《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作者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来论者蜂起,各种说法不下十数种之多。按照台湾魏子云先生的归纳,其中嚣然于世的就有五种之多:一为王世贞说,二为贾三近说,三为屠隆说,四为李开先说,五为汤显祖说。魏子云先生是支持屠隆一说的,但上述五种说法除去末一种汤显祖说之外,其他四种只怕暂时只能并存。因为它们在今天都还只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想和猜     

入理、入境、入心——用心感受语文的生命意蕴

<正>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一位著名大教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种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种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浅析鲁迅笔下的鲁镇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周树人的《狂人日记》首次发表时用的笔名，在这前后，先生也曾用了许多不同的笔名，但最终确定以“鲁迅”为笔名，这是为什么呢？世人有几种说法，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提到鲁迅曾就此作过解释，说有三个原因，一是母亲姓鲁；二是古时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可见先生对母亲的敬爱之情和对自己的激励之意。应该说这种说法较可信。     

学习的境界

<正>学习是有境界的,是有境界高低之分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到了许多大师的启示。清代学者王国维有著名的“求学三境界”之说;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把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美国心理学家加涅提出了“学习层次说”,他把学习技能按照水平由低到高分为八个层次: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连锁学习、言语联结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原理（规则）学习与问题解决学习,     

元杂剧兴起晋南说

七十多年前王国维编著《宋元戏曲史》时,曾把“元剧之时地”列为专章。他比较简略地考证了一下元代杂剧作家的年世先后及其居住地区,並且根据《录鬼簿》的著录,进而把元曲作家划分为三个时期。撰写这一章,作者有个目的,即是要“由杂剧家之时代爵里以推     

寻觅灯火阑珊处的“心动女生”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彭孙遹、梁启超、叶嘉莹等人在古典诗词研究著作中对此词都有专门的评述,王国维先生认为此词的境界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然经历的第三亦即最终、最高的境界。周汝昌先生甚至说：＂此词原不可讲,一讲便成画蛇,破坏了那万金无价的人生幸福而又辛酸的一瞬的美好境界。＂这首经典之作已被收入苏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中。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例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王国维总结多年的古史研究经验,从理论角度提出了这一科学严密的论证思路,为我国史学理论的日臻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之新材料考证地上之史料,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等出土的新材料来考证补充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理论为我国古史考据、史学甚至文学等研究都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与态度。     

宋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界大国，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恰都极为推崇宋代文化。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①。陈寅格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末之世”②。他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③。王、陈两位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界泰斗，他们的论断绝非轻率之言。当代家史权威邓广铭先生也认为：“两宋时期内的物质…     

佛教与李煜词

从李煜词中意象的选择、意象的营造和浓重的厌世思想三个方面,揭示了李煜词与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探求了形成这种联系的原因,并指出了王国维先生"后主则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之语的内涵.     

黄宗羲考孔子生卒年月

为纠正明初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一文中的错误,黄宗羲曾考证了孔子生卒年月。宋濂相信《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中的说法,以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十月庚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黄宗羲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然以某考之,则不能无疑者。”并指出: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乙丑卒,此     

王国维的治史通识──以《殷周制度论》为考察个案

近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方兴未艾,对近代史学家王国维的研究也相应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史学成就和治学特色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分析与论述。约略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王国维属于考证派,“王国维的考证,主要是利用二重证据法进行校勘、辨伪,比较多的局限于就事论事”①,“王国维在历史和历史文献考据方面的成就是大的,然终以考据自限”②,亦即王国维走的是乾嘉考据学的路数,微观考证的多而宏观论述的少。周传儒也只说王国维治史贵专,求深入③,不谈王国维治史的另一层面。但纵观学术史,“博…     

商都北亳地望在兰考堌阳镇——《辞海》正误一则

商朝早期都城凡八迁。其中关于亳都所在,历来多有争议。三亳中惟北亳争议颇大。北亳是否景亳?若是,具体方位在哪里?若不是,那么,二者地望分别在哪里?根据《逸周书》和方志等资料进行分析,指出景亳应在大伾山附近,因黄河改道而湮没,北亳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堌阳镇。并对商民族的迁徙路线进行粗线条式的概述。     

仰读观堂大师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以学术为使命,与学术时代同步,汇通中西之学,从旧学走向新学,开拓崭新的学术领域,推动了学术发展与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王国维学识渊博,为一代宗师。他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治学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考、订正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研究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王国维先生治史重视史料考订,工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研究,尤勤于金文之学。所著《毛公鼎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