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此一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学史书写的诸多相关问题，并对当下的文学史书写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这一学术梳理和研究工作的相关问题，包括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进一步研究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以及相应的写作策略，结构和叙述方式，体例安排，选录标准等等，以便为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方法论的基础。     

中国早期文学史书写的“文学”场域

中国文学史书写从1904年黄人、林传甲算起,已经百余年了。有关文学史书写的探讨已经有很多了,比较著名的有戴燕、陈平原等人,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课题,探讨得颇为热闹,参加这一探讨的学者往往是现当代文学领域内的,而我这样一个做文学理论的人插足其间就得说出一个自己的道理来。[第一段]     

进入文学史:公安派后期转变的文学原因探析

对公安派后期转变的原因,有必要从文学要素方面探析。公安派的师心对文学要素“理”、“辞”的全面突破以及一味“对作”的思维,造成了其前期文学创作及理论的缺失,为后期的回归传统、注重“言”“意”之辨预留了调整完善的空间,而回归的动机就在于进入文学史、为袁宏道和公安派找准文学位置。     

乐府诗史的建构——兼论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诸种悖论

从班固《汉书》到当今所见罗根泽、萧涤非、杨生枝、王辉斌等人的乐府诗著作,基本形成了对"乐府诗史"的建构。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乐府诗依存的制度、仪式及其作为歌辞的功能脱落,诗类边界被无限扩大,依据的文本不够可靠,套用进化论的叙述模式、前人观念的反复叠加等。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文学史书写中同样存在,几乎成为文学研究的悖论,应予以重视。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长征书写与过渡期延安文学——“长征文学”的起源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术语体系中,“苏区文学”和“延安文学”因为命名方式的特点,存在外延上的模糊地带,《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及《长征记》集体创作等长征文学作品,便是模糊地带上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早期长征文学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打破了苏区文学形成的固有范式,诸多文学特征在之后的延安文学中得到了响应,但因为创作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境之下,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话语上依然与苏区文学保持了一致性,体现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典型特征。此时的长征文学作品都有着国际宣传的背景,它为作家开拓了文学传播的空间,为革命文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通过国际宣传的视角,可以看到“苏区文学-延安文学”转变的关键之处,也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     

“文学的哲学”: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依附于外在的历史框架,二是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结构."文学的哲学"即体现为一种重视文学内在发展结构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本质实现的历史,因此强调对文学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学的哲学强调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探讨文学本质的实现的历史及文学内在的发展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史.文学的哲学包含了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的建构等基本内涵,这一范畴的提出对当前的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化“苦旅”——论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的体现

以四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标本,以两位古代文学家为个案,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现状,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呈现经历了曲折,重写中国文学史应该不断注入文化的血液,还原古典诗人、作家及其作品的本来面目,真正领略中国古典文学的无限风光、无穷魅力。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

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作梳理和辨析,可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历史上的"沉思翰藻"和"缘情绮靡"可供我们从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其中"沉思翰藻"主要指表现技巧方面,不涉及作品审美内质;"缘情绮靡"将文学内在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体现作品的审美性更为周全,它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必要的前提。     

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深层面的意义在于：它率先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文学的批判与否定,这使它首次走在政治的前面,这表明了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尊严的树立、自我人格的塑造和文学本质的回归。反思文学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在反映十七年这段历史时存在某种严重的缺陷,而反思文学在反思这段同样的历史时,以解放了的思想认知和历史哲学的全新视角对之予以了更为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的反映,这就对那段扭曲的文学史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匡正和补救。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论文学的误释

文章从美国加州大学的J·希利斯·米勒教授的两篇文章入手,论述了我们对文学的"前理解"产生误释的原因。     

论“文学史”的简史、构成要素及意义

学术界对文学史的界定众说纷纭,以至于这一概念被使用时出现了含混模糊。事实上,从有文学史之实但无文学史之名,到有文学史之名且包含有多重内涵,文学史的内涵经历了漫长的流变过程。文学史主要包含文学史事实、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哲学三个构成层面。与之对应,文学史的意义也是多重的:其一,传播知识、传承文学技法和弘扬文学经典;其二,让后学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并将其纳入到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当中,彰显其时代价值;其三,建构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文学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长期以来在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中未受到普遍关注,这种平面式的研究视角不能满足文学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关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在重新认识和发掘城市文学资源的过程中关注时空架构,并完善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而打通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之间的"穴位",为文学史研究拓展新的视野。     

“全球化”语境与地域文学史建构——“重庆文学史”建构中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

本文就"重庆文学史"的学术支点问题谈"全球化"语境与地域文学史建构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就此关系探讨"全球化"语境下20世纪中国地域文学在建"史"上可能出现的现实难题。     

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现实性书写”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不应被视为消极、颓废的抒情文学,相比启蒙文学与古典文学而言,它具有隐匿的"现实性书写"特征,同样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再现。从根源上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这一特征是由文学内外双重因素所共同导致;而从具体表现来看,"现实性书写"分别具有对现实呈现的碎片化、鲜明的民族性以及手法的隐喻性等特点。从创伤书写、浪漫主义反讽、文艺批评等不同视角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一特征,可以加深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整体认知。     

王微的“疾病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寒食(五石)散中毒引起的药源性疾病深刻影响了刘宋王微的文学创作,相较于皇甫谧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前辈作家,王微将石药中毒情形的描写与病人幽微情绪的传达有机地融为一体,其文"怨思抑扬",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与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疾病书写"传统的通常认知不同,它表明,至晚在刘宋时期,作家们就已经开始在文学创作中把"病残之躯的展示"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此举丰富了文学的题材、拓展了文学表现世俗生活的疆域,为后世的"涉病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是晋唐"疾病书写"传统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