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对华宣言看苏俄对华政策的实质

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诞生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和国际帝国主义疯狂干涉时期。因此,它的诞生不仅标志着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苏俄希望借此来改善苏中两国关系,尽可能地建立军事同盟,以此来打破协约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赢得有利条件。     

第一代留俄生与中共骨干力量的增强

中国近代留俄热的兴起始于五四运动后。此时俄国已建立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中国人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由对苏俄的关注和好感，转向以俄为师，最后发展到欲赴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取真经或去看虚实，五四运动后遂掀起了一股向往苏俄、学习苏俄的高潮。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步建立后，急需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时在国内培养大批革命骨干显然是困难重重，只有依靠苏俄和…     

《中俄协定》是苏俄外交实践的产物

1917-1924年苏俄对华外交揭开了中苏外交关系的序幕。从《和平法令》到《对华宣言》,再到第二次《对华宣言》,最后到《中俄协定》,是苏俄对华外交由理论指导实践,再由实践完善理论,然后再由逐步完善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身份与利益建构下的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

苏俄建国初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不断重新建构其国家身份与利益,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对华政策,发表三次对华宣言,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文章循此线索,分析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下,苏俄对华政策的选择问题。     

苏三次对华宣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应对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先后发表三次对华宣言,前两次宣布放弃帝俄一切在华特权．北京政府利用国内情势与苏俄困境的有利时机收复中国权益,成效明显。随着国际形势好转,苏联出尔反尔的第三次宣言态度明显强硬,北京政府受困于国内政争和社会舆论,外交应对整体显得亦步亦趋。     

论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及外交实践

为了巩固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在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国际矛盾、争取持久和平的外交思想。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利用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开展高度灵活的外交活动，打破了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局面，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维护了战后的持久和平。列宁的这一外交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的认知

中国民众在得知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内容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表达了同情和向往之情.知识界尽管在强烈的思想振荡中走向分化,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但同情、赞赏苏俄的情绪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并不认同俄国的道路,但孙中山不仅同情十月革命,而且积极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确立联俄政策.总之,中国人在十月革命以后走上了学习苏联的道路.     

试论1920年代美国对苏俄的粮食救济

一战后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面对苏俄的饥荒,美国出于种种考虑来对苏俄进行粮食救济.虽然美国政府的主观动机绝不是为了苏俄,但从其客观的效果来看,美国粮食救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稳定了苏俄国内的秩序,有利于苏俄经济的恢复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试论1920年代美国对苏俄的粮食救济

一战后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面对苏俄的饥荒,美国出于种种考虑来对苏俄进行粮食救济.虽然美国政府的主观动机绝不是为了苏俄,但从其客观的效果来看,美国粮食救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稳定了苏俄国内的秩序,有利于苏俄经济的恢复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看苏俄早期对华政策

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包括沙俄在华权益)为出发点,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力量的消长,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分析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及中国的反应;从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加拉罕使华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     

日本在西伯利亚武装干涉的破产

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进行了武装干涉,其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武装干涉中时间最长,兵力最多,从东部严重地威胁着苏俄.苏俄人民经过四年多的英勇抗战,最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西伯利亚,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远东共和国始末

远东共和国是20年代初在俄国远东领土上建立的国家,由于仅存在两年半左右,又完全被苏俄政权所操纵,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但是,远东共和国的出现,对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缓解当时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紧张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司法功能理论的解读与启示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法律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基于苏俄当时国家政权巩固和苏维埃法制建设的时代需求,详细地阐述了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制度的建构以及司法者所应秉持的理念尤其是司法功能的问题,并具体应用到苏俄的司法实践。列宁认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单一政治统治职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在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使然;进入国家和平建设时期,司法所发挥的功能应当是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政治职能与保障苏维埃社会稳定和经济有序发展的社会功能以及通过法律适用裁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法律功能的统一。     

中国与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体制模式比较

我们所以拟定这样一个题目并进行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史学界迄今对中国苏维埃政权体制的模式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虽然有的研究者已经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体制“基本照搬苏联模式”,“这种制度在开始时曾表现为苏维埃体制在中国的一种移植”,但也未展开论述。为更全面、完整地认识中国苏维埃政权体制模式,就中国苏维埃政权体制模式与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体制模式的异同作一较全面的比较是十分必要的。文中错误或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交涉(1917-1924)

十月革命后成立的社会主义苏俄政府不顾在对华宣言中做出的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的承诺,通过各种手段压迫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在中东铁路上享有特殊权益。苏俄的这一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充分暴露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主利己主义。     

仪行合一的由来和发展

卢梭从人民主权论推导出议行合一制,他认为立法和执行都要体现人民的主权.卢梭的思想直接影响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限于其他原因,巴黎公社实行了议行合一制度.马克思接受了卢梭的思想,肯定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政权建设,党代行一切.中华苏维埃政权仿照苏俄也实行议行合一制度.1954年以前中华人...     

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看苏俄早期对华政策

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包括沙俄在华权益)为出发点，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力量的消长，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分析：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及中国的反应；从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加拉罕使华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     

苏俄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启示

十月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在俄共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逐渐蔓延起来,严重地影响到俄共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此,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党和苏维埃国家同官僚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重温苏俄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总结俄共党和苏维埃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经验,无疑对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陈独秀接受十月革命的思想过程研究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对于这场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观望到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陈独秀接受十月革命的思想过程与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相一致:陈独秀最初从民主主义与社会进化论角度看待十月革命;苏俄宣言与巴黎和会的双重刺激加快了他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接受了十月革命。     

论苏俄外交的阶段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在国际上陷入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外交上十分孤立。为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审时度势,高擎和平、民主、反帝的旗帜,采取坚定、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不仅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连续击退协约国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而且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收获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同时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为日后苏联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红色孤岛”到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苏俄外交呈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世界外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