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性别视域下的“文革”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文革小说”1研究

从一贯的男性话语遮蔽下呈现女性的生存经验并由此延伸对历史的不同把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鲜明姿态。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注重挖掘革命历史话语背后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欲望及心理。在她们笔下,不仅"文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而且也是女性寻找自身合理位置,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作为女性的历史存在的主动与自觉。     

“文革”记忆影片的叙事空间与叙事策略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电影人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期内对“文革”作了一次集体的记忆。这批电影也就成了人们了解“文革”的影像作品。在这些电影里,“文革”已变成人们记忆中的一段故事。本文分析这类影片的叙事空间与叙事策略,并探讨其选择这种空间与策略的原因。     

论“文革”主流文学的叙事模态

"文革"主流文学的叙事模态是以"神"与"魔"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构成的.体现"特选子民"的"成圣"与"显圣",以及在"大希望"与"大恐惧"之间的"神性救赎".这是一幅世俗宗教的畸形精神圈.     

20世纪90年代传媒覆盖下的作家生存法则之变

市场经济实施以前的新中国作家,不仅享有“中上”以上水平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且还一直被当作“精神领袖”和“启蒙导师”而备受尊重。虽然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处境险恶,但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与醒目性却是不容忽视。可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实行与展开,作家的经济地位不仅整体下降到“中等”以下水平,而且其通过“文学叙事”执掌言说历史“牛耳”的话语权,也被快速崛起的大众传媒及“传媒叙事”所攫取。作家由“文化英雄”到“文化难民”的生存锐变,折射了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在境遇。     

欧洲新移民小说的“文革”叙事

欧洲新移民小说的"文革"叙事风格,主要体现为形而上色彩的哲理型、诗意化的浪漫抒情型和注重生活伦理的写实型。新移民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验和艺术个性,不仅使这种叙事具有浓厚的个人化色彩和充分的自由度,与中国大陆的"文革"书写构成了一种呼应和互补的关系,也隐含着某种值得警惕的东方主义价值取向。     

略论20世纪80年代马原小说的叙事艺术

该文从质疑小说故事的真实性入手,着重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马原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艺术:用表达印象代替塑造人物和叙述情节;用强化叙事形式模糊故事内容的完整性.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呼愁”之伤——“8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青春叙事

"80后"作家的青春写作以城市记忆作为写作资源。在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后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等深深影响了"80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了文学生产机制。"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书写体现出独特的城市经验,充满了青春的"呼愁"之伤,承载了他们对爱情的追寻和追寻不得的忧伤;由中国社会变迁、西方文化涌入带来的文化震惊与心灵失衡感带来的忧伤;无法实现理想生活,无法接近信仰、梦想的忧伤。"80后"作家的城市青春叙事中看得见的是城市中的物质细节,看不见的是"80后"作家对城市的思考与反思,以及对成长的宣泄与记忆。     

文化叙事：“文革”题材小说的去政治化转向

文化是近三十年以来"文革"题材小说在叙事上所经历的从政治化向去政治化的转向中的重要策略性元素.在去政治化转向中,文化自身的意义与功能也在发生相应转变.这一现象既说明文学叙事对"文革"认识的日渐深化,也说明人们对"文革"的叙事态度也在发生着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的突破、转型与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在注重保持时间、空间同步性的同时,特色鲜明地抒写地域经验,在潜心探索创新之际,不忘继承并发扬“皖军”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优势。在叙事实践上,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形态、叙事立场、叙事视域和叙事艺术等四个方面的突破、转型和变化,加之特定的地域文化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叙事特色,并为新世纪安徽乡土叙事构建稳定的叙事模态奠定了基础。     

试论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

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作一阐释,通过梳理发现这一转型大致是从传统乡土叙事转到了现代和后现代意识下的叙事,并出现了叙事的多元化。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再研究

20世纪 80年代 ,香港因其制造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迅速北移 ,以对外贸易为龙头的服务迅速发展 ,使香港从一个轻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心 ,演变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商贸服务中心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由于这一转型并不是由内部的新技术革命带动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所引发 ,给香港经济的发展后劲带来了影响。特区政府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正是对经济转型的补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宪法运行制约机制与“文革”的爆发

“文革”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革”发动的外部屏障。可见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最后屏障。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反问句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反问句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既有对过去结论的重新思考,也有新的分析方法的尝试运用;既有对反问句句法的细致描写和刻划,也有对其语用含义和语用功能全面的归纳和概括,在反问句的句法、语义、语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80后”代表作家论

“8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群,这些年轻的写作者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成名方式引起了社会多方关注。他们中的佼佼者俨然已经是“80后”生青年人的精神领袖,对这些代表作家进行分析研究已经成为必然。本文以韩寒、春树、张悦然、李傻傻为例,对“80后”作家进行一个整体的考察,从而探寻“80后”作家的全貌。     

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的文化心态——以《重放的鲜花》与“归来的歌”为例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一切都百废待兴,作家从＂文革＂的噩梦中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文学之路。《重放的鲜花》一书的出版,象征性地表明了这个时期作家的心态、文学的要求、时代的精神。与此同时,以＂归来诗人＂为代表的作家群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用他们凝聚血泪的情感唱出了再生之歌,这歌声融汇着沉重的历史感、主体的隐痛与深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