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王墓

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墓葬出士随葬物一千多件,有的给史汉的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有的却又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根据《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首次披露的材料看,南越文王墓实际上是南越国时期岭南开发史的实物展览馆,研究南越国史的历史橱窗。因此,就其历史价值而言,它完全可以和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驮侯墓媲美。     

赵佗自备待变思想对秦末汉初局势的影响初探

赵佗在秦末乱局中,不仅继承了南海郡尉任嚣的政治遗嘱,而且有所突破和创新,最终形成了岭南为本、大义为先的自备待变战略构思。赵佗运用这种战略思想,兼并岭南三郡建立了南越国,突破了南海郡一郡的立国范围;促进中原移民和当地越人的融合,扩大了南越国的立国基础;不奉秦朔,加速秦朝灭亡;不逐鹿中原,促进了西汉的建立;大义归汉,维护了天下一统。自备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治理南越的措施,待变中包含了很多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判断的思考。自备待变战略思想的成功运用,是赵佗和南越国得以屹立于历史长河的基础,古诗中多有对其的正面评价。石家庄应大力宣传和发展赵佗文化。     

岭南民俗音乐的社会价值思考

岭南民俗音乐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民俗艺术形式,起源于商周时期,传承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的精品。岭南民俗音乐风格独特,能够给人以清新之感,且不失优雅,令听者产生轻松、愉悦之感。岭南民俗音乐目前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已经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岭南民俗音乐在民间延续几千年而经久不衰,其主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其乡土文化的定位而在区域范围内所发挥的社会价值。基于当代的社会环境,岭南民俗音乐对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依然非常有助益。本论文针对岭南民俗音乐的社会价值展开研究。     

南越国_和辑百粤_民族政策初探

对于中原华夏族来说,岭南自古就是越族的聚居地.秦始皇略取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郡下设县,岭南越族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秦末汉初,秦将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了岭南地区第一个地方封建政权——南越国.     

关于骆越族的考辨

＂骆越即西瓯＂、＂骆越非越族＂,这是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作者研究认为：骆越与西瓯是越系民族之下的两个分支,先秦与汉朝时期,两者都分布在岭南交趾地区;西瓯分布在桂东,骆越分布在桂西南与越南北部,两者关系紧密。在秦代,西瓯属于桂林郡治下,骆越属于象郡治下;在南越国时期,西瓯和骆越被南越国侵占,因此史料才出现＂瓯骆＂一词。从考古发现来看,西瓯和骆越的文化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骆越非越族＂的观点难以成立。     

岭南音乐特色教学之路径优化研究

岭南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岭南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时代发展中,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交叉应用使得岭南音乐特色教学之路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分别从人才培养理念、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模式和师资建设上提出路径优化策略,为岭南音乐特色教学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两汉三国时期岭南生长的几种观赏植物

两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生长有耶悉茗，指甲花、豆蔻花、水蕉花、金银花、鹿葱、蜜香树等数种观赏植物。有的是自国外移植岭南，有的是岭南土生土长。其中一些自西汉中期传入中原，不仅用于观赏，也可作蔬菜,还可作药物。     

西汉南越国和南越王墓

笔者于1991年和1993暑假都去南国深圳旅游并小住,全然因职业兴趣关系,先后两次去位于广州市区西北部的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及其新建之博物馆参观,并作详细记录,现经整理,撰成本文。 一、历史上记载的南越 秦末汉初,于今岭南之地,曾建有南越国,立国者赵佗、称南越武王,五传帝位,凡93年。据历史记载,赵佗治国“甚有文理”,其政治建制参仿秦汉,同时推广“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从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边裔”到“乡邦”——黄花考古学院研究旨趣及其影响

作为建构岭南历史记忆的重要源流,南越国及南越史一直是岭南文化发展的焦点所在。中国史界对岭南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一直建立在极其有限的历史文本基础之上。及至晚近,粤人学术活动活跃,积极搜寻,"考古"发掘出南越文明的物质和文化证据,才开启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南越历史研究。其中,20世纪30年代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的研究工作尤具开创意义,其代表人物谢英伯、胡肇椿等人的学术活动与地方展览会、本土博物馆、公立机构以及社会人士所开展的收藏、发掘和研究合力构成了当时南越文明研究的主导力量,展示了本地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和历史叙事方式,实现了从"边裔"到乡邦的转变,也对同时期广东文化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饶平布马舞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饶平布马舞是广东潮汕地区的民俗舞蹈文化名片。从其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其文化象征及其蕴含的体育精神三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并从音乐特点、舞蹈风格及工艺特色三方面进一步诠释饶平布马舞的艺术价值,进而提出“活态传承”与“静态传承”相结合的保护与传承模式。     

论秦汉时期广东与港澳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广东、香港、澳门 (海南另有文专论 )等地区 ,古为岭南的一部分 ,连为一体 ,仅有陆地与海岛之别。其民族和文明步履基本一致。秦朝统一岭南后 ,以百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归服中央统一政权 ,内地秦人陆续徙入 ,增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末至西汉初 ,南越王国为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归服中央政权统治后亦然。汉武帝灭南越王国 ,设立郡县 ,当地居民大都成为汉朝的编户齐民 ,汉文化在该地区广泛传播 ,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 ,且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和聚汇中心 (今广州 )。东汉王朝时期亦然。秦汉时期 ,尤其是汉武帝以后 ,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 ,基本上已赶上中原社会发展的步伐。从而说明了只有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 ,与海外或邻国的交往 ,边远地区的百姓生活才能比较安定 ,社会才能较快发展 ,落后面貌才能得到较快改变。     

西汉隐形郡——"太常郡"小考

西汉时期,位于长安京畿地区的三辅郡虽有明确的疆界,但并非从来就辖有其边界以内的全部县邑.与三辅平行,一度还存在过一个隐形郡--"太常郡",管辖位于三辅之中的诸陵县.太常作为一郡至少存在了大半个世纪,对西汉尤其是关中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满城汉墓的随葬器物看西汉艺术精神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造型精巧,纹饰细腻,色彩华美。这些随葬器物,不仅折射着西汉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而且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西汉艺术精神的认识。从满城汉墓随葬器物可以看出,西汉艺术精神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雄浑、古拙之美的追求,其二是对精巧、奢华之美的追求。前者以西汉征战南北、开疆拓土的气势一脉相承,后者与西汉贵族阶层追求享乐和羽化升天的生活境界有关。     

从汉画像“伎乐”图看汉代社会音乐文化

出土于河南南阳的汉画像石中的伎乐图是国内仅见的以丝竹管弦乐为主的伎乐演奏图,因此,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考证与研究,对于了解汉代社会音乐化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汉画像“伎乐”图记录了汉代社会音乐化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从中反映出汉代音乐化创造性、多元性和普及性的特征,也证明了任何一种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产物。     

后稷无父遭弃说质疑

由于对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上古文化重土崇实的原始宗教特点辨识不清,肇始于汉代王逸的后稷生而＂无父遭弃说＂是关于后稷弃因中影响最大、从者最众的观点,它包括＂遗腹子说＂、＂荡肠正世说＂等众多派生观点。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后稷神话乃是始祖崇拜造成的历史神话化的最典型代表,后稷生而见弃实乃因其出生时＂体貌硕壮、生而灵异＂。《楚辞.天问》中后稷生而能＂冯弓挟矢＂神异武功记载和在巫祝文化繁盛的南土流播的后稷战神形象均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人的自觉”与两晋山水审美

中国古代真正意义的山水审美,直至汉末魏初时产生。两晋时期是山水审美逐步独立并成熟的重要时期。山水自然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需要审美主体具备一定审美心理与审美眼光,而发生于汉末、贯穿魏晋的＂人的自觉＂无形中满足了山水审美所需的主体条件。＂人的自觉＂在两晋时外现为对个体精神不朽和及时行乐的追求,追求自然人性与精神自由的人们开始发掘山水自然的审美意义。由此,将晋人发掘自我价值的心理与晋人山水审美实践结合,探讨两晋山水审美的独立与成熟过程,并从两晋山水诗序中捕捉此时期山水审美的特点。     

秦汉苍梧郡“南移”初探简

汉苍梧郡为汉武帝平南越后所设。南越苍梧秦王降汉后,汉武帝以其旧有辖地为基础设立汉郡,故其郡名为“苍梧”。而南越苍梧王之“苍梧”国号很有可能因地处南岭之北的旧泰苍梧郡而得名,南越国以“苍梧”为号设立藩国,遥领汉长沙国之地,这是当时南越与汉长沙国之间尖锐矛盾的反映。     

黄门鼓吹说

黄门鼓吹既是东汉乐人、乐种之名,又是东汉乐署之名,但许多学者至今仅认可前说而否定后说,本文则认为二说均符合事实,皆能成立。另外,在东汉作为乐署之黄门鼓吹,其职能与地位除协律一事外,其余与西汉乐府大致相当。     

从民间音乐到宫廷音乐的历史见证——从《筝诗、筝赋》中看汉魏六朝贵族与筝

西汉以后,筝已从民间步入宫廷,成为上至皇亲贵胄下至百姓所喜欢的华夏古乐器了。     

论朝鲜族音乐对通化地区汉族音乐创作的影响

清朝末年,朝鲜人民开始大批移民至我国东北部的通化地区,同时也带来了朝鲜族音乐文化。在两个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共同的传播媒介和相互影响的教育体系使得朝鲜族音乐风格逐渐融入该地区的汉族音乐创作中。当地汉族音乐文化吸收了朝鲜族音乐文化的精髓,使两民族文化能够相互融合、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