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玄学与玄言诗的生成——以“文变染乎世情”为视角

玄言诗的生成,与玄学的兴盛有着必然的关系.玄学的自身演变及玄学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是促使玄言诗出现乃至形成独特风格的前提.从玄学的思辩性与实践性、玄学的边缘化与主流化、玄学的诗意化与诗化三个阶段来考察玄言诗生成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对时代与社会的认知,辨析"文变染乎世情"在魏晋时代的特定意义.     

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中国诗歌历来缘情言志,玄言诗以其浓厚的说理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它因此也难以得到研究者的赏识.后人往往根据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的特征及由此引起的在文学史上的非主流地位而忽视它应有的价值,对它研究颇少,表现在对其义界的研究上,就比较简单.文章梳理自南朝以来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观点,结合玄言诗本身,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归纳得出玄言诗的义界,将玄言诗定义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何为玄言诗——兼论当下玄言诗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魏晋南朝时期并没有“玄言诗”的名字,“玄言诗”的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结合南朝人的论述不难看出,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南朝人所说的受了玄学之风不良影响的诗。不过,南朝人所指的不良影响包括思想趋向、作品基调、辞采和词趣四个方面,而当下的研究却并未完全据此立论,往往脱离南朝人的评价,根据自己的理解,在魏晋诗歌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然后名之日“玄言诗”,并据此为他们的玄言诗研究提供支持。由于研究者所面对的作品互不相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达成共识。     

六朝山水诗的流变及与玄学之关系

中国山水诗滥觞于先秦,形成于汉末建安,由曹操引领,中经庾阐、李颙、谢混、湛方生等人的发展,至陶渊明谢灵运而蔚成大国.在这一流变过程中,玄学之于山水诗有着重要影响.     

从东晋玄言诗看佛、玄之际

佛、玄之间的交争与融合构成了东晋文化思想的基本特点,这从当日名僧与名士的玄言诗创作中亦可得到印证。较能反映东晋佛、玄之际的玄言诗创作主要有：支遁的以玄释佛;康僧渊和张翼的佛、玄之争;慧远的净化佛学。通过时这些作品的解析,可时当日士人信念之实际和社会文化思想演进之归向得一亲切深入之感受和解会。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竹林玄学与阮籍诗歌创作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著名学者。他的玄学思想和精神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从而使《咏怀诗》表现出与玄学的内在联系。阮籍是玄言入诗开创期的作家,他的诗歌明显地体现出竹林玄学的性质和精神,是其玄学思想的外化。     

魏晋玄学本体论与方法论对玄言诗之影响

魏晋玄学在义理方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体论和方法论。就本体论而言,对＂无＂的追求与体悟,奠定了玄言诗反对儒家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方法论而言,＂言意之辩＂则深刻影响了玄言诗恍惚、概括、抽象、深刻的表达特点。     

魏晋玄言诗的起源及其意义

玄言诗是魏酱诗坛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个体对玄言诗的产生起到的作用和玄言诗在诗学上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玄学与晋王朝的灭亡

曹魏正始年间,一个新的学术流派魏晋玄学出现。其代表人物嵇康等人将矛头直指儒学,不仅破除了两汉以来对儒学的推崇,而且表现了君臣关系的对立及对司马氏集团的名教礼法的批判,大大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朦胧的觉醒。在玄学影响下,原以儒学为本的晋贵族,当其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转而依托老庄思想,蔑视儒学,放浪形骸,悲观失望,没有纲纪,没有国法,没有羞耻心,散布虚无主义;当流民起义风起云涌,晋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统治者仍然以浮华、荒淫、残忍去弥补内心的空虚,浑浑噩噩,荒淫度日,不知羞耻,相互攀比奢华,从而加速走向灭亡。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玄言诗与山水诗

玄言诗在东晋盛行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山水诗也在发展着,它们之间互相交融,彼此消长。东晋后期湛方生的山水诗已是较成熟的山水诗了,此时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消长已发生倾斜,山水诗呈蓄势尽发的态势。刘宋时的谢灵运、鲍照对山水诗的成熟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谢灵运以写景细腻精致擅长,鲍照以取景奇异感情炫魄著称,二者又程度不同地都融情于景。谢诗承继玄言,而又降其为附庸;鲍诗无承老庄,激抒胸襟块垒。二人对玄言诗的消退和山水诗的勃兴的贡献至为重大。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魏晋玄言诗的成就与贡献

魏晋玄言诗史上多持否定意见,我们觉得应该客观地认识这种历史现象,肯定其自身成就与对文学史的贡献。     

论玄言诗的言情特质

相对于诗歌缘情的传统,玄言诗表现出浓郁的说理意味,这使得原本形象鲜活、情感动人的诗歌变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后人多批评玄言诗缺乏审美品格,认为它以说理为主,中断了诗歌的抒情传统。其实从魏晋诗人的情感心理、以玄学思想表达现实情感的方法等方面,我们皆可发现玄言诗也有独特的言情功能,它所表达的情是“畅理”后获得的“高情”。     

魏晋以来儒佛道变迁在陶渊明身上的体验

从陶渊明身上可以体现出来的魏晋以来玄学的变迁及儒释道三者的融合。而把握这一观点,要从魏晋以来的思想流变,陶渊明的家世渊源以及他自身的诗文来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