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类日益进入一个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人为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凸现出对风险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却增加了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与此同时,人类治理风险的努力还面临着知识局限性的约束,甚至风险管理本身就在制造新的风险。面对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政府应勇于承担起治理责任,在充分意识到政府知识有限性和政府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危机管理常态化、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机制等途径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不利影响,提高风险治理的有效性。     

我国风险社会刑法观与风险治理

我国刑法学界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误解。风险社会的风险既指反思现代性的制度风险,也指民众主观建构的风险,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刑事立法不能将任何社会风险都放置于风险社会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并探讨其预防措施,必须反对以预防风险为名绑架刑事立法。对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风险,有些风险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预防,有些风险可通过将造成风险的行为犯罪化的方式进行预防。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重建——兼论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的具体矛盾与治理智慧

风险社会由现代性走向自反所导致,社会共同体异化与个体陷入生存困境是其突出问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域下,风险社会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及其全球扩张的结果,这一历史结果导致了"资本共同体"的统治,使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陷入异化困境,成为风险社会的根源和所要破解的基本矛盾。风险社会治理要求以超越资本主义为根本立场,重建现代社会共同体,重塑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共生性关系,以此作为应对风险的现实出路。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面临着传统性、现代性与未来性时空交叠的复杂矛盾,这要求在共同体重建与个体性重塑的双重任务中构建起社会主体成员的和谐共生关系,同时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融合与辩证统一。     

风险社会中教育治理能力的困境与突破

风险不仅对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组织机构和利益结构等造成严重威胁,它的不可预测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抑或是各个领域而言都是一项重大挑战。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风险需要领导者在时间压力以及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有效行动进行关键决策以应对风险。因而如何增强教育领域对风险的敏感性、降低公共机构的脆弱性、提升教育治理能力都应该是今后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由之路。面对风险,教育领域应该克服治理过程中过程性遮蔽与结构性混乱等方面的困境,对自身的治理能力取得较大突破,以有效确保教育秩序的有序化。     

论城市社会风险的危害及其治理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致使城市容纳能力明显不足,从而为城市社会风险的产生、积聚埋下祸．根,对城市的整体安全形成较为严重的潜在威胁。对于城市社会风险的治理与防范,需建立起双向沟通、互动合作的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的哲学反思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与制度效应,反思与自反的结构矛盾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科学认识风险与合理治理风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经之途。在理念层上要重审现代性与构建新理性观,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培育责任伦理。规制与失范是风险社会生成的制度性根源,制度层面要求实现分配正义。实践层上风险治理的关键是构建社会风险预警体系。     

政治视域中的风险社会治理与警察权科学发展

任何快速转型与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包括制度风险本身却是一种社会资源,而风险治理就是分配和安置这些资源.警察权是一种带有强力的政治、法律机制.在政治的视域中,风险社会中警察权的科学发展需要从"理解"、"参与"和"责任"三个方向上实现其"政治的"和"法律的"两重维度上的合法性.     

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关联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风险和公共危机的不断发生和蔓延。公共危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对第一个面对危机接受考验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巨大挑战和要求,地方政府作为危机发生时第一重要治理主体,就必须从加强危机预防意识,完善危机治理预警机制,健全社会参与合作机制和危机治理组织机制,创新践行危机治理分类治理策略等方面不断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目标。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困境分析

网络社会不是法外之地,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方共同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确保网络社会安全有序的发展,维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网络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政府必须加强网络治理能力的建设,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革命与风险社会

科技革命的实质是人类文明传统的转换,也促发了现代社会的风险。在当代,科技革命成为风险社会的建构机制,风险社会成为科技革命的发展困境。为了有效应对新科技革命时代下的风险社会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公共治理成为科技社会的革新路径。     

“风险社会”理论与风险管理再造

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已经来临,风险无处不在。贝克对西方工业化模式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如何应对风险？我们不得不将自己从那些过去的范畴中释放出来,并建立人们需要用的一套新的概念体系来分析新型社会风险,进而建立一种“新理性行动范式”和再造风险管理。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对乌尔希里&;#183;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理论

随着社会风险的日益加剧,对风险理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乌尔里希.贝克早在1992年就提出人类即将步入世界风险社会,并在接下来的许多著作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从风险的概念出发,认为世界风险理论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人为不确定性框架中的生态学问题;恐怖主义和战争;国家与主权。     

中国体制改革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我国的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体制的全面转轨。30年来,我国体制转轨中既抓住了良好的机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存在着一定问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此,我们必须在未来的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重视自身发展,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力争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风险社会与文化危机及重构

文章从分析当代社会存在的风险入手,进一步考察风险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弊端,进而考察我国当前的文化危机,以期建立事先预警机制,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种风险,进行文化重构,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阐述了法人治理法律风险,是目前中国企业最为普遍的法律风险,同时也是企业众多法律风险产生的根源,由它的爆发而直接导致企业陷入危机或倒闭的情况屡见不鲜。认为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