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版）》商榷

本文摘出该教材值得商榷及自相矛盾之处20多条，从语言理论上进行了辨析，对现代汉语教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也谈宾语前置问题--与黄伯荣先生商榷

"宾语前置"在语法学界算得上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只是最近几年,在语法学界堪称异军突起的黄伯荣、廖序东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里,对"宾语前置"持否定态度,与传统观点相左,可以说是一个开拓性的改革,势必在语法学界引发争论.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试从传统观念、实践运用、理论根据三个方面对"宾语前置"的现象进行粗略探讨,旨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与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磋商,以期引起学术上的交流、达成共识.     

谈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

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是就多义词的内部联系而言的。每个多义词都有几个相联系的意义,其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意义叫基本义,其余的意义都是由基本义派生出来的,叫引申义。引申义既然是从基本义(或本义)派生出来的,那么基本义(或本义)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派生出引申义,基本义和引申义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我们知道多义词纷繁的词义是错综复杂的,掌握多义词所有的意义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多义词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掌握了基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再分析词义的联系,就如同行驶在礁石之间的航船找到了航标一样,不仅方向明确,而且也会收到触处皆通的效果。例如:     

名词后面加“们”能被不定数量的词修饰吗?——与黄伯荣、廖序东先生商榷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教材中“名词的语法特征”里有这样一段话:“指人的普通名词后面加‘们’,表示复数。例如‘同志们、战友们’、‘老师同学们’。名词加‘们’以后,不能再受表示确定数目的数量词组的修饰,如不能说‘三位同志们’。但可以受‘许多、好些’等表示不定数量的词修饰,如‘好些孩子们’。”     

影响俄语多义词转义的若干因素

对多义词的研究,是词汇学和语义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义词的义项由本义派生出转义,是俄语中大量存在的语言现象。对俄语多义词转义的研究,首先可以从确定"转义"的概念入手,然后从社会文化因素、思维认知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多义词转义的主要因素。     

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的质疑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正如《汉语知识丛书》编者说的“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尊重作者们的观点,……因此这套丛书中在涉及语言观点,特别是语法体系时,很可能出现分歧甚至对立,这应看做是正常现象。”《现代汉语》编写的人很多,也因此出现了“分歧甚至对立”,但作为高等院校使用的教材,似有斟酌的必要,特提出几个问题向编者请教。     

《现代汉语》(增订版)质疑——向黄伯荣、廖序东先生请教

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从1979年至1989年,曾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行过四版20次,全国许多大专院校都使用过该教材.该书吸收了当时的科研成果,切合教学要求,写得简明扼要,是一部理论性、科学性较强并能密切联系实际的好教材.为了适应教改新形势,使教材日臻完善、科学,于1989年,黄、廖二位主编便组织专家教授总结多年来使用的经验,参考最新的科研专著,对有关内容作了修订,调整了部分内     

浅谈语义学视角下的多义词转义现象

多义词是俄语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语言学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一般来说,在多义词的所有义项中,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基本的意义,其它意义是由基本意叉派生出来的,本文从多义词转义的概念着手,分析多叉词转义的途径。     

多义词转义的类型质疑──就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而言

多义词有几个意义,从词义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的是本义,有的是转义。转义是由本义发展出来的意义。卫星电视教材《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把转义分成三种类型：引申义、比喻义和形容义。我认为这种分法存在着漏洞,并且教材在举例上也有不当之处。下面就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一、对形容义的疑问教材给形容义下的定义是：“形容义是形容类似现象而产生的意义。”所谓类似,《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大致相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作为转义的形容义与原义之间的关系是大致相像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教材给比喻义下的定义：“比喻义是由打比…     

现代汉语教材更应注重准确性与规范性--与黄伯荣等先生商榷

在充分肯定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之成就的基础上，着重就语调与句调、连绵词、基本义、比喻义的界定，“无论”与“体验”的结构方式，“素”为何类语素，“设问”是否为“无疑而问”等问题提出商榷；同时就教材中的“联绵词”、“明嘹”等词形规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还指出一些语义不明、前后矛盾、排序不对等疏忽，进而强调了现代汉语教材更应注重准确性与规范性。     

瑕不掩瑜,去之更佳--再与黄伯荣等先生商榷

在充分肯定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的前提下,笔者在教学中陆续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非常”的词性、“共同”的归类、“同位短语”举例质疑、“所”字短语举例质疑、宾语前置的质疑、变式句的质疑、是框式还是梯式、多重复句内部结构关系的确定等,就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不同意见,愿与业内人士磋商。     

就李开芳投诚问题与舒翼先生商榷

<正> 舒翼先生的《太平天国北伐军若干史事考辨》一文,拜读后深受教益和启发。其中虽不乏精辟之论,但有关李开芳的投诚问题感到值得商榷。李开芳最后一次投诚(五月三十一日)是真降还是诈降?舒翼先生认为这是“又施诈降计”,意在乘此脱逃。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必要追述一下冯官屯被围后的情况。三月十七日深夜,李开芳率部从高唐退至冯官屯,踞险抗击清     

廖序东先生对教学语法的贡献

廖序东先生重视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的融合,吸取前人成果之精华,概括规律,探索方法,撰写了《现代汉语》。从“江苏本”、“兰州本”到“高教本”,反映了以经典文献为根基,对汉语语法系统的透彻思考;教材形成的历史轨迹和新鲜观念,也体现了语法教学由句本位向词组本位的演变过程。     

就肖家河楚墓铭文的解释与王一军先生商榷

十堰市汉水文化研究学会编辑的《汉水文化研究论文专辑》（第一辑）收拙作《汉水流域十堰境内考古新发现》一文,依据实物资料,本人提出了十堰境内的古方国谱中,又增加了一姜姓缰国的观点,由此引起了有关学者关注。十堰大学王一军先生在《十堰大学学报》1998年2期《湖北郧县五峰肖家河春秋麋国古墓铭文考》一文（下称考文）中提出了相左意见,认为“缰王即绞王,绞国属姜姓”,并就铜器的制作时间、用途、绞与麋的关系发表了意见。由此,本文再就铜器铭文谈些拙见与考文作者商榷。一、《考文》认为,铭文中的叔姜出于绞国,一是绞属姜姓…     

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的质疑与思考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因常出常新、与时俱进而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高校师生的普遍欢迎。笔者针对增订四版(2007年6月出版),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提出几点质疑与思考,以求教于编者和大方之家。     

本义与转义,基本义与非基本义

考察一词多义(包括一素多义)之间的联系,可以有多个角度,也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法。如果角度不一致,就会造成分类的混乱。目前语言学界在使用本义、基本义、转义这些术语时,就存在一些混乱现象。有鉴于此,笔者想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看法。     

就《金瓶梅》食事与魏子云先生商榷

魏子云先生根据《金瓶梅》中的食事情况,认为该书是写的江南人生活习惯。本文作者不同意魏子云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例证,证明魏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     

就“殡”字注释与朱东润先生商榷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一部颇有影响的高校文科教材。其选文精粹、注释简明,历来为读者所喜欢。不过书中的注释亦偶有不妥。如“殡”字的注释就是其中一例。该书简编本上册(1981年7月版)选入的《左传·秦晋之战》一文的注释[1]云:“殡,埋葬”。对此有商榷的必要。     

就《锦瑟》解与周振甫先生商榷

读了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锦瑟>诗初探》(见《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很受启发,但也有不同意见。从元好问到王士祯,对李商隐的作品和这首诗,不是摘句叹道:“独恨无人作郑笺”,就是明白指出:“一篇《锦瑟》解人难”。不过,越是难解,就越有人解。而周先生就把历来对这首诗的种种不同解释,归为五类,逐一论述,言简意赅。何者较胜,何者稍差,从比较中就可以看出。     

就汉民族信仰问题商榷于何兆武先生

本文认为，汉民族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为最高人生信仰，在追求这一至高信仰中，经世致用、海纳百川是其最重要的两个途径。因这一信仰体系和信仰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而不倒，成为最有特色的人类文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