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习语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互译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英汉两种语言的习语文化内涵也有差异.本文先从颜色、动物、典故等方面举例分析英汉习语文化内涵的不同,然后提出来通过直译法、借译法及直译加注等方法进行英汉互译,既准确转换了词义有保留了文化特色.     

李商隐七律用典的结构方式探析

从结构方式的角度看,李商隐七律多典组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有序的并列铺排式和无序的电影“蒙太奇”式。在并列铺排式结构中,根据典故与所咏之物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又可分为“獭祭体”和直观借比体两种。而电影“蒙太奇”式结构是最富于李商隐创作个性特色的一种典故组合方式。李商隐将多典组合这种艺术手法从骈文写作移用于七律的创作中,这种艺术上的尝试与创新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七律中某些新的诗歌体式的产生;同时,它也对李商隐七律的语言风格有着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艺术手法的使用还使李商隐七律孕育了某些新文体的萌芽。     

“人微言轻”与弱势传播

中国成语典故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其地位不可小觑,传播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和动力之一。从传播学视角切入中国古代的成语典故,不仅可以研究古代传播,也可以借古鉴今,为今天的问题找出根源和解决方式。     

全元散曲“连云栈”考论

全元散曲》共有十二支曲子用到了“连云栈”,文章在对“连云栈”典故考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其意义,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借连云栈行走之艰险,比喻仕途之险恶,表现隐逸情怀;二是无寓意,取其实指意;三是语涉双关。     

高适诗歌典故人物探微

文章对高适诗歌中的典故人物进行分类研究,指出高适借历史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表现自我的意识与情感,揭示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功业自许是高适大量运用典故人物的心理机制,壮志不酬是其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而典故人物的运用又是激励高适奋进的动力,实现理想。典故人物的运用使高适的诗歌作品达到了一种质实深沉的艺术境界。     

苏轼诗词中的狡狯技法

苏轼写诗词常用狡狯的手法。刘贡父《彭城集·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诗云:“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时。”刘贡父认为苏轼诗中含有微辞,很显狡狯。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另一种是巧妙运用比喻和典故,怨刺新法,抨击时政。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之一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这种类型的抒情诗又分为:借鸰原之思寄寓情怀和借悼亡契机来寄寓情怀这两种类型。请先看《水调歌头》:丙…     

借一分，上一个台阶

上海市蓬莱路第二小学在学生的学习评价上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借分制”，反映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数”可以有“借”有“还”。在由此引出的纷纷议论中，两种观点较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借分制”是一种创新，这种学生评价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另一种观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方式缺乏教育学依据，不是创新，可能促使学生对分数的过分追求，这种“借来的分数”不但不会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相反会成为学生继续学习的精神负担。暂且不论这些观点到底孰优孰劣，仅从产生“借分制”这种做法的原由来看，就…     

论典故的特殊修辞功用

古代文学作品大量用典的重要原因是典故有其特殊的修辞功用,主要表现为：一是画面功用。画面给人以形象,唤起联想;画面的多维性造就意境丰富的内涵。二是借写功用。借用相关的部分以描述;缘情造境以表述某种或某些意思。三是博丽功用。让人从广博中感受华美。     

李商隐与济慈诗歌艺术之比较

第一 ,李商隐和济慈在诗中都多用“清词丽句” ,其诗歌所传达之意境悠远清扬 ;第二 ,两人都在诗中采用赋、比、兴手法 ,托物言志 ,借诗抒情 ;第三 ,两位诗人在其诗歌中多用典故 ,且用得贴切精妙 ,不仅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给读者留下一种无尽的回味。     

典故两种译法的对比

从符号学的三类意义出发，对《威尼斯商人》两种中文译本的典故翻译进行对比研究。两种译本使用方法不同，各有优劣，但都反映出典故翻译的一般性规律。     

论《世说新语》对《诗经》的引用

善于"引用"是《世说新语》一种主要的修辞手法,其中对《诗经》的引用量大且效果极佳,通过对《世说新语》引用《诗经》的典故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典与他的政治思想、身份地位和个人爱好有关。《世说新语》用各种方式引用《诗经》,使这部志人小说充满了诗意,增强了美感。     

反讽性典故和特·斯·艾略特的“传统观”

反讽和典故是特·斯·艾略特诗歌的两大特色。在其早期诗歌中,艾略特将两者结合起来,采取"反讽性典故"的手法,将典故中的人物和情节与其早期诗歌中著名的反英雄人物斯威尼和普鲁弗洛克相关联、并置和对照,以古讽今。反讽性典故的创作手法与艾略特尊重传统又强调将过去和现在有机结合的传统观是一致的。     

宋代诗话中的用事论

宋代诗话中的用事论主要在两个维面展开:一是对诗歌用事的原则及其要求进行探讨,着重考察用事与整个诗作、使字用语、诗意表现、创作主体的关系;二是对诗歌用事的方式及其内涵、审美效果等进行考察,着重从意用事和语用事两大块切入探讨。宋代诗话的用事论较充分地体现出了宋人对具体诗法理论的重视。     

王安石诗歌用典探析

王安石诗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善于运用典故,体现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肇江西诗派的先路。文章对王安石诗歌的典源进行了考察,并探析了其用典的阶段性特征和用典心态,进而对“荆公体”及其用典在宋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有了更确切的把握。     

从文化视角看《圣经》典故的翻译

根植于特定文化的典故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人物、寓言和箴言等产生了大量的《圣经》典故,已成为英语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圣经》典故与中华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国内译者在翻译《圣经》典故时经常碰到理解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从文化角度探讨《圣经》典故的翻译原则和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圣经》典故翻译。     

浅论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塑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英汉互译中文化意象的错位与遗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究其缘由,只能归咎于文化的多样性。为了更有效地减少文化意象的错位与遗失,译者应尽可能地使译文释义性相似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审美期盼相吻合。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真正肩负起传达原语文化的神圣使命。     

辛弃疾词对《史记》典故的接受研究

辛词用典之丰富及自然巧妙,历代词人无出其右。通过对辛词用《史记》典的量化分析,结合辛弃疾“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并对使用频次较高的《史记》篇目具体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分析出辛弃疾对《史记》的接受情况及运用《史记》典故与其人生经历及心态历程的关系。     

20世纪报刊英语引喻的来源及文化内蕴

现代报刊英语引喻主要指20世纪以来近代生活各个领域的词语典故。本文从研究引喻的定义入手,力图从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大众生活等方面去考察英语典故的起源及其意义的引申,从而进行归纳溯源,对跨文化交际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典故的英译

古典名著《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就运用了不少典故,这些典故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及社会知识,意义隐讳又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其内在的隐含意义,同时又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和文化韵味一直是典故英译中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介绍目的论及其主要观点,指出目的论对《红楼梦》金陵判词中的典故英译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可以引导读者来分析和理解《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译者是如何跨越金陵判词中典故英译时存在的障碍的。     

大巫山文化“楚王”意象考——以乐府诗《巫山高》为典型

“楚王”是《巫山高》诗歌中的重要人物意象之一,本于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在诗歌中有“大王”、“君王”、“楚王”、“荆王”、“怀王“、“襄王”、“楚寰”等多种称呼,考其实际用典,则所指有楚怀王、楚襄王和楚灵王三人。在《巫山高》的创作中出现了典故的“移用”,多将怀王、灵王事典用在襄王身上,这其中包含了文本和创作习惯两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