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庭坚革新诗风的主张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以奇崛奥峭的风格在诗坛上独树一帜,以后踵武者渐多,师友唱和,蔚为风气,隐然成一流派,到南宋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遂有“江西诗派”之名.之后,宋末元初之方回又倡“一祖三宗”之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①于是,这一流派俨然如一禅学宗派,祖师说法,递相传承,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宋诗派.     

陈与义简论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元代方回将他列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与黄庭坚、陈师道并称,成为此宋代最大诗派的代表人物。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与义是:“江西诗派而小异。”将他自山谷后山的藩篱内稍作分隔。从与义的诗作看来,他的诗风与山谷的硬涩及后山的枯淡的确是有分别的;除了江西的调子外,还有不少雄浑及平淡有致的作品。由江西     

论黄庭坚诗歌中的民主性精华

在我国绚丽多采的古典文学艺术宝库中,宋代诗歌以其数量的浩繁、题材的广阔和意境的深远而成为古代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取得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仅次于唐诗的卓越成就。在宋代众多的诗人中,黄庭坚可谓佼佼者,与苏轼并称“苏黄”,在北宋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清代王阮亭说:“苏文忠公凌踔千古,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黄庭坚死后,江西诗派把他奉为诗宗。正如吴孟举所说:“山谷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宋诗家宗祖江西诗派皆师承之。”(《宋诗钞序》)他开创的江西诗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一个有较完整的理论系统、有一定成就而又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     

论刘克庄对山谷体和江西诗派的研究

刘克庄对元祐诗坛的各种体派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荆公体、东坡体天才性质浓厚,不可重复和模仿,所以元祐后很快衰落,而山谷体在体制格律、谋篇布局、炼字炼意上有章法可循,得到当时诗人和后学的仰慕和追随,逐渐形成了跨越两宋、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刘克庄编选了《江西诗派》诗集并为之作序,研究了江西诗派成员、形成和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其研究成果至今受到学界重视。     

黄庭坚桂林诗踪浅说

苏门首席学士、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面对唐诗成就的辉煌峰额，易辟溪径，力求新变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以自己极富独创性的诗作，别成一家。虽学出苏门，而其声名却与苏武相诺，来当代就已有“苏黄”之称。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云：“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来诗～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公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知之最盛，而来传又一变”，①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清代的宋诗派。对于这样一位富于创意的重要作家，文学史上历来聚讼纷纷，评说不一…     

“江西诗派”得与失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活跃在诗坛上的一个名声很大的文学流派。最早以“派”指称该集团的人是南宋初期的吕本中,到了元代,方回又将该派人物努力学之的杜甫列为此派的鼻祖,因有了所谓“一祖三宗”(杜甫以及创派人黄庭坚、重要领导人物陈师道、陈与义的说法),其时以黄庭坚更负盛名。     

“江西诗格”简论

格高,是江西诗派创作和品评诗歌的首要标准。江西诗派的总结定论者方向在评论杜诗时曾说:“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也,学诗者以此为准。”(《狂夫》评,《瀛奎律髓》卷二十三,以下简称《律髓》)可见,“格高、律熟、意奇、句妥”,便是江西诗人心目中的杜诗,也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诗作标准。江西诗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师道曾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非善学者也。学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珊瑚钩     

《文选》赋与诗在唐宋时代的接受

主要由于科举的因素,唐宋人对《文选》赋与诗的接受各有侧重.唐人对《文选》的接受与借鉴偏重于赋,而宋人则更偏重于诗.“选诗”自从被江西诗派正式引入诗坛后,影响渐趋深广,在南宋后期在江湖诗派与理学诗派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宗选诗派”.     

关于《问说》一文中的一处标点

高语第二册(必修)《同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本来,前面的“《书》不云乎”同后面的“好问则裕”合起来是一句话,“好问则裕”不过是动词“云”的宾语,整个地是要说“《书》云:‘好问则裕。”这样的意思;可是,像课文那样标点——在“《书》不     

以文为诗 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

以文为诗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方任安一、以文为诗钱钟书曾经说过：“桐城亦有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桐城诗派和江西诗派一样，都是推崇杜甫主张学杜的。而在学杜之中，又突出地强调学他的“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即以古文之法为诗。对“以文为诗”，历...     

血写的诗

况周颐评赵佶的[燕山亭]词云:“‘真’字是词骨,若此词及后主之作皆以‘真’胜者。”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亮]略似之。”况周颐所谓的“真”,王国维所谓的“以血书”的词,都是说词写出了人的真情,人的衷怀,犹如血泪凝铸而成。赵佶在位二十五年,过着极其荒淫的生活,加速了北宋王朝的崩溃。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但词所产生的客观动人力量,却是由于它‘真’,由于它是“血写的诗”。     

清溪中荡起的一泓涟漪——赵师秀《约客》赏析

在我国南宋中叶以后的诗坛上曾产生过一个所谓“四灵”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生活在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的字或号中均有一个“灵”字,因此得名。他们反对以黄庭坚等人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主张,而宗法晚唐诗人贾岛、姚合,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     

略论陈师道其人及其诗

陈师道字无已又字履常,别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江苏徐州）人,他是北宋江西诗派的大家。吕本中所作《江西诗派宗社图》,把他列在仅次于黄庭坚的第二位。吕虽自云此图是“少时戏作”,图中二十五人的名次先后并无高下等级之分,“后人妄以为有高下”则并非吕之本意。但自丰城邑官（此邑官可能即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所说的谢源）刻石后,即被人视“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以致名次被列在后面的如洪刍、徐俯、韩驹等人颇发了些不服气的牢骚.但还没有人对把陈师道列在仅次     

南渡诗人周紫芝诗风探析

周紫芝的诗在南渡诗坛别立小宗。他的《竹坡诗话》探讨了前哲诗人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既喜谈格律与句法,又推崇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他清醒地看到江西诗派后学偏重于形式技巧的弊病,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北宋中后期诗坛上偏于从形式上学陶渊明平淡之风的片面性。对于诗坛之俗弊可谓摆落世故,取教前修而覃思独往,提出自然与雕饰高度统一的诗学主张。所以他反对机械的模拟之风和浅俗的平淡之论,倡导境真语新、文质并重的作诗宗旨;并且提出力求锤炼之极而造平淡的诗风,以“熔化”之功作为达到这一审美宗旨的途径。     

大雅堂在四川

“不登大雅之堂”,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常用的一个成语。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初诗坛承晚唐遗风,盛行杨亿、刘筠等人内容贫乏、浮艳柔靡的“西昆体”。黄庭坚力图继承欧阳修、苏轼等人反西昆诗风的诗歌革新工作,大力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诋斥王安石新法,於宋哲宗绍圣     

初论姜夔诗歌的创作道路

姜夔不但是南宋杰出的词人,也是著名的诗人。关于他的诗歌创作道路,学术界一般均认为,“初学江西诗派黄庭坚,后转向晚唐陆龟蒙”,认为其诗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笔者则认为,姜诗的创作道路是:初学众作,再学江西黄氏,后脱离江西诗派,兼采众家之长而独创自己诗风。终为南宋中期诗坛独树一帜的著名诗人,应恢复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西昆体的形成及其对宋代诗风的开创意义

西昆体是北宋初年文坛上一支极有影响的诗派,所谓“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欧阳修《与蔡君谟书》),对这样一个在文学史上曾轰动一时的文学派别,后人不无偏见,不少文学史著作以“语僻难晓”(引《六一诗话》语)、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毫无实际内容的淫靡之作来评价。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受“精华思想”的影响,而对那些所谓的     

不蹑江西篱下迹 远追李杜与翱翔——从论诗诗看陆游的诗学思想

陆游的《剑南诗稿》中约有七十首论诗诗,它们对研究陆游的诗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陆游源出江西诗派,但他对于江西诗派的理论不仅是继承,更有反思和突破。他提出了“诗外工夫”,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和作家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提倡加强作家的自我修养,要“养气”,尤其提倡悲愤之气。陆游诗论反对雕琢,委靡之风。对扭转诗坛风气有促进作用。他的这些诗论也影响了当时的诗人和后世的诗论家。     

汲古阁单行本侯者年表注疏体例考略

《史记索隐》 30卷 ,唐河内司马贞撰 ,明崇祯十四年( 1641)毛氏汲古阁覆北宋大字本 ,单行本得以传世。《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云 :“此单行之本 ,为北宋秘省刊版 ,毛晋得而重刊者 ,录而存之 ,犹可见司马贞之旧。”贺次君说 :“今以此本所出正文与唐人写本及北宋残卷比勘 ,信为北宋之遗。其注文多胜于南宋诸本。” (《史记书录》 ,页 4 0 ,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 )毛晋重刊 ,曾加以校勘订正 ,然其所据何本不得而知 ,现在只能粗知是唐代抄本。笔者曾以单行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索隐》相对校 ,发现 4篇侯者年表的注疏体例很特别 ,兹以陋见就正…     

柳永词情论

诗言志、词言情,是宋代以来形成的普遍意识.那么,特别提出柳永词情来加以讨论,有何必要呢?首先,柳词言情固是历来评论家所共认的事实,然而就此而形成的评价上的分歧之巨大,争论之激烈,古今词人殆无其匹.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平斋之言云:“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直说.”拟柳于杜,可谓推崇备至.张氏复云:“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认为柳词的魅力全在能达人情,读者易为其感情所动.而张炎《词源·杂论》则以此病柳,曰:“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张炎作为南宋清空词派的作家与理论家,以雅正清空论词,显然在于以诗救词,故对柳词言情深致不满.至清代,这种争论仍继续.冯煦《蒿庵论词》云:“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状景达情云云的称语,也曾是后人评价杜诗的言辞.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用陶篁村之言曰:“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尝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誇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仍是以雅正绳词,不满于柳秦诸人.这种评价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