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面对当代高技术社会的伦理困境,当代技术伦理导向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整体论,其技术伦理思想分为技术伦理的社会制度环境、组织制度条件和技术主体道德三个方面,并以技术史和工艺学实证研究为基础,为现代技术伦理的社会、技术和人的协同发展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教学制度的消极性伦理

正由于视角和理论来源的不同,学术界对于到底该如何理解教学制度伦理仍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制度伦理的应有之义在于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而从本质上讲,伦理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个强调有所为,一个强调有所不为。由此,我们可以将教学制度伦理划分为教学制度的积极性伦理与消极性伦理,教学制度的积极性伦理强调制度的能为、有所为,彰显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与之相对,我们可将强调教学制度的不应为、不有所为的伦理诉求名之为教学制度的消极性伦理。譬如,时间制度旨在提高教学效率,     

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伦理规约简论

智能时代,在教育数据被不断挖掘并服务于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引发了数据安全的问题.而伦理规约或可成为实现教育数据安全的一种有效方式.为此,文章以教育数据伦理为基本视角,借助于文献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探讨了伦理规约在教育数据安全保障中的需要与可能.研究发现,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的实现在伦理层面有较强的诉求,这种诉求通过制度伦理、伦理制度、德行伦理三个向度得以对外表达.然而,当下面临着法律制度供给质量不高、伦理嵌入不足,教育数据安全伦理共同体缺失、未形成伦理规则,德行培育滞后、制度教化缺位的伦理困境.需要从法律制度的供给及其伦理嵌入、伦理共同体的塑造及伦理制度建设、德行培育的强化及德行养成方面寻求出路,助益教育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规避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智能科学应用技术发展的必然,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发展前景。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隐匿着伦理风险,呈现出主体地位消解与情感疏离、算法推荐与学生个性发展异化、个人隐私泄露与权责不清等多方面的伦理风险样态。其生成原因在于其与相关主体的技术素养欠缺、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自身的局限、伦理制度和政策法规的滞后等有着密切关联。为防范和规避这些风险,需要“以人为本”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以术为用”增强智能思政的技术治理、“以法为界”构建智能思政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推进做好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防范工作。     

诚信底线必须有制度正义保障——兼论伦理豁免内生的制度正义及其诚信底线

诚信底线至关重要。制度对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等规定、分配、保障得究竟如何,则决定诚信底线:若规定、分配得公平并保障得力,则制度是正义的,并内生诚信底线;若规定、分配得不公平甚至严重失衡,且保障乏力、打折扣,则制度不正义,势必瓦解诚信底线。也就是说,有制度正义,才可能有诚信底线;制度不正义,则断无诚信底线——制度正义是诚信底线的充分必要条件;坚守诚信底线,必须有制度正义。伦理豁免则以其特有的制度正义及其特殊方式,从伦理本体、人性深处因悉心敦睦伦理而悉心养护诚信底线。     

制度伦理视角下的新课程改革

所谓制度伦理是指一定的制度赖以建立和存在的伦理基础,以及制度中所蕴涵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亦即制度中的伦理。制度伦理的基本含义是制度的合道德性。在民主、自由日渐充盈的当今社会中,对制度伦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制度本身是否符合正义伦理的考量,应该是目前我们强调的制度伦理的主要内容。     

教育制度伦理公正的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总量和每个人的受教育量;第二,不减少一人受教育量而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总量;第三,增加一人的受教育量而不减少别人的受教育量。这三条判断标准缺一不可,必须综合运用,而且在顺序上也不可颠倒。若改动了顺序,就从根本上损害了教育制度伦理公正的价值意义,从而否定了公正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制度伦理的普遍性、公正性。这三条标准的不可或缺与顺序的不可更改,共同构成了教育制度伦理公正的保证系统。教育制度伦理公正的三个判断标准     

制度环境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

优化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制度环境是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战略、增强高校教育治理能力、培育师生科技伦理素养的应有之义。高校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制度环境包括强制性制度、模仿性制度和文化规范性制度等三个层面。在制度环境视域下,我国高校科技伦理制度建设正面临科技伦理制度体系滞后、科技伦理教育机制混乱、科技伦理制度认同式微等发展困境。“健全科技伦理教育制度体系,发挥制度的强制性作用”“拓宽科技伦理制度建设视野,彰显制度的模仿性特质”“强化科技伦理制度的文化认同,提升制度环境的文化规范性价值”,是高校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可行路径。     

欧美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比较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的“两用性”特征导致了相关技术后果的难以预测性,因此需要对其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伦理规约。欧洲和美国作为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先行区域,相关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与其本国或地区的发展目标、特点相一致,二者在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方面既存在发展理念、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又有公众参与治理的共性实践。我国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伦理治理困境,可以有效借鉴欧美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在治理理念、监管模式和实践路径三方面共同推进,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渠道共同治理体系,建立适时动态的智慧监管模式,建立预防式规约前提下的多元协同治理路径,以此来健全和完善我国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伦理治理体系,确保合成生物学即使在不确定的技术情境下,仍可沿着人类预期的轨迹发展。     

教学技术的生态失衡与伦理观照

教学技术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具有现实性与虚拟性的交融、广域性与互动性并存、教育性与风险性相伴等特征。当前教学技术生态存在生态链异化、生态环境危机、生态位错位等失衡现象,究其原因在于伦理的缺失。要正视教学技术的价值诉求,使其在伦理的观照下进行:教学技术主体要主动承担伦理判断和选择义务;开展伦理对话与监督;完善制度规范,建立教学技术的伦理秩序;丰富教学技术生态研究的伦理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