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陈寅恪与西夏学

20世纪初,随着大量西夏文献陆续现世,现代西夏学在多国兴起。中国学人以罗振玉父子为代表率先参与其中。陈寅恪先生留学期间曾研习比较语言学和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多种东方古语文,归国任教后为朱希祖等人提供西夏学国际研究动态。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巨款抢救大批西夏文献,陈氏参与审查藏品,进行初步研究,并发表两篇论文。虽然此后他未继续有关研究,但其视野与方法有开风气、示正轨的意义。此外,陈氏还培养学生王静如投身新兴的西夏学研究,同国际学界对话。王氏荣获世界汉学至高荣誉,并为国内现代西夏学奠定基础。陈寅恪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学术史的贡献与意涵尚未获得充分的梳理及阐发。     

关于"制度诗学"——论陈寅恪与埃斯卡皮之异趣

陈寅恪先生与埃斯卡皮对制度所持的立场不同,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一是将之纳入文学事实的过程.但在制度作为文学生成的外部环境一点上来说,二者亦有相契合之处.对文学认识的分歧,在于前者尊重不同语系的语文特点,同时文学亦可作为历史考据的材料,而后者则认为文学既是意义也是物品,应从书籍的流通传播来考察.这些分歧,导致他们在研究文学与制度之关联性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以及着眼点都有所不同.寅恪先生关注时间地理人事,关注作家的种族和社会阶层,关注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埃斯卡皮更侧重于文学群体的地理出身和社会出身,更侧重于读者对作者的"创造性背叛".与之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埃斯卡皮注重历史方法和社会调查,而寅恪先生则运用诗史互证的综合研究法.     

以陈寅恪精神写陈寅恪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倾注的大量情感,贯穿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始终。如此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可能与作者的编剧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全书史料之翔实同样不逊于其他同类作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关怀

今人追忆一代大师陈寅恪多从其文章与人格入手，而甚忽略先生对于后辈学子的关怀，本文主要论述了寅恪先生为学生荐事、荐文所作的努力。     

谈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读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可以说,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与评判,是一种通识理性的观点,也是一种研究中外文化的方法,对它的理解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     

王国维与陈寅恪为学之比较

王国维和陈寅恪同为清华三巨头之一,近代以来有名的史学家。他们在学问根底、学术品质、治学范围、中西学之态度、治史方法、治史材料、教学等各方面有相同之处和不尽相同之处,考察他们的为学对我们今天的做学问有很大启示意义。     

王国维与陈寅恪国民性思想比较

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和研究.在技术层面,他们对国民性内涵的把握不尽相同,对中西国民性比较的层次不同,对人事之学的具体评价也不同.但是在研究视角和关于国民性的基本结论方面,他们的思想却惊人的一致:都是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国民性问题,并且抓住了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一国民性问题的根本.这既是他们国民性思想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思想最有价值之处.     

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刘典与陈寅恪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27－1943年期间，从水木清华到西南天地，刘典、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轰，严谨治学不改，民族气节不丧，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与惺惺相惜，有着牢固的基础。二人在学坛上留下的论道学艺的佳话，更是士林的一段美谈。     

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家风与家教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字(今修水)人。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史、西夏文等均有深入的研究,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陈家乃书香门第,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1岁时便得中举人,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光绪年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陈家一向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开设家塾,延聘名师;使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6岁…     

关于『新经济』的论争

美国《时代》、《商业周刊》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报刊近来不断刊载美国已步入“新经济时代”的文章，对美国是否已进入“新经济时代”与“新经济”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所谓的“新经济”无非就是注定要破裂的股市泡沫，有的认为，“新经济”无非就是电子计算机有史以来取得的一切成就。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是指美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摆脱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由于全面启动高科技与信息产业，为经济带来全新的持续扩张，其标志就是美国自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的…     

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本文旨在解读陈寅恪先生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廓清前人对此概念的模糊认识。通过对此概念生成相关文字的解读，逐一理顺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流变。从种族文化入手，解读此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即生于胡汉融冶．止于胡汉再次分野．接着以影响集团流变的种族文化要素府兵制为线索，解读关陇集团的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脉络。     

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随着重读马克思和反思教科书体系的深入,人们发现传统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有着不容回避的缺陷和不足,究其原因,大多与人们对＂辩证＂与＂历史＂、＂自然＂与＂历史＂的狭隘认识有关。在重读马克思的语境中,辩证法因其植根于人的生存实践应当在本体层面得到理解,辩证与历史在实践的基础上得以通约,自然史与人类史在人们的活动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真正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体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重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到处体现和贯穿着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立,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理论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在建立过程中,米丁和斯大林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体系的基本精神是弘扬科技理性。在今天看来,它的基本思想并未过时,但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许多重要哲学思想没有被它包括在内。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当务之急。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问题

把握马克思与历史主义问题的关系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条新路径.历史唯物主义从自然与历史的有限统一、结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成功地战胜了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困境.历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观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克服历史主义困境,也不仅仅是在方法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诉诸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有限目的论"解决了历史主义不得不"假手于上帝"的困境,从而解决了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意义的根基问题.     

"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精华。它弘扬了“能动性原理”;强调了“先进性”的主导原则;突出了“慎终如始”的发展过程论。     

唯物史观与学者的学术个性

唯物史观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它教导人们重视发掘充分而可靠的史料,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郭沫若和范文澜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致力于先秦史研究的两位学者。其中,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与周代青铜器分期的理论、范文澜关于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逐步融合的理论,因研究重点和治学路数的不同而各具鲜明的特色,但同样都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唯物史观与民族史学思想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民族史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马克思义史学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史学内在精神力量的需要。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价值,对于思考历史的变动,讨论当代世界发展大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