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重要手段,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观念(亦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识(主要指儒家经学)以及规范(主要指封建礼教和封建纲常)是其最重要的内容要素,它们在相互作用和联结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根据不同要素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和主次关系,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划为观念主导型、知识主导型以及规范主导型等三种不同的结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历史变迁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政权更迭、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转变是最重要的动因之源。建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要坚持时代性、科学性、整体性的发展思路,更要始终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思想教育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

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在思想领域,历来的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想把“率土之滨”的所有“王者之民”奴化得俯首贴耳.这就形成了教育的垄断性,内容的强加性.儒家思想之所以在汉代被统治阶级奉为经典,并一直传承至封建王朝的结束,是因为它所宣扬的思想迎合了历代统治阶级治世的需要.比如它的尊卑思想、忠孝思想,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体系只有为统治阶级服务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迁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目标、本质及其二重性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紫色在中国古代服色中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

紫色是中国古代服饰色彩中最敏感的符号。紫色在中国古代服色中由贱色跃升为贵色是一艰难的流变历程,这是紫色术身的高贵气质和制作成本之高及其在道教、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合力作用下的结果。这一历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种主要思想的斗争与融合、统治阶级统治阮角被迫下移及人们色彩观的改变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

把宣汉看作班固及《汉书》史学思想的消极面是很难成立的。班固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故以宣扬刘汉大一统为己任；《汉书》宣扬西汉社会的一统成就，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地位；宣汉并非对西汉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无原则的颂扬，而是秉笔直书以为政治借鉴，是实录精神和历史借鉴功用的有机结合。     

贯通经史，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读汪高鑫教授主编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正>2000多年来,中国经学一直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重史成为一种传统。经史不但同为中国古代的显学,而且经史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对中国不同时期史学发展都有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①深入探讨经史关系,有助于我们对经学、史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入认识。长期以来,学人们对于经史关系多有关注,专题性讨论成果不少,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的创作与发展,和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在汉代经学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使得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伟大的《史记》,成为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史书,为后代人所鉴赏与追逐,并且对人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其重要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逐步地超越和丰富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健全、思想开阔,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前进。     

西汉时期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西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经学的繁盛为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史学编撰准备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丰富了史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经学的独尊又使史学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意识和认识模式,导致史学地位下降,沦为六艺之末,妨碍了史学的进步和成长。这可以从司马迁、刘向等人的著述中得到证明。     

清代满人经学成就述论

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神圣准则和重要依据,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满人,亦非常重视学习儒学经典及广用儒臣.上至皇室诸王,下至八旗生员,经学专才辈出,撰有多部经学论著.涉猎范围遍及《五经》《四书》等,而尤以对易学的广研精索及理学的体察践求为著.满人对经学的崇尚与翻译引致小学的昌大繁盛,其中对满文的辨析考释又让他们尤为热衷.学风上趋兼采,重实证,则颇现朴学思潮之波及.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国学之研究,经学史之力作——简评《清代经学史通论》

贵州师大历史所吴雁南教授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系国家“七五” 社科规划“心学与中国社会”这一国学的基础研究之一,是一部以清代经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吴教授在编缀全书五篇十六章、二十四万字时,立论严谨,取材精当,融铸卓见,锐意探索.研究国学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为研究中国国情所开拓的一大新领域,亦为传统学术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以往出版的经学史著作,多以经书本身的整理、研究、解释和阐述为中心,《清代经学史通论》则从实际需要出发,力图置经学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将经学与政潮、学潮结合起来.除追述了经学原流、经学各学派相继再现、各学派之间出现的对垒融合交错格局、传统经学的基本终结外,着重评介了清代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史实,更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出现的经学异端成为部分志士仁人用以同清朝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勾勒出了一幅经学源流和经学对清代政治、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壮丽图景.     

论法家的形成与影响

法家学说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它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探讨法家学说的形成,无疑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深层结构的入门之处。但是.对于法家学说的产生及其嬗变.文献记载比较简略,缺乏融汇贯通,所语且多牾,后世也无人就此作过专门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故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一、礼治的内涵与兴衰礼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法律的功能,因此,探讨法家的历史渊源.必须从礼说起。     

经学元典与古代文论体系

古代文论具有体系性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在经学元典中已露端倪.因为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学元典包蕴着丰富的文论思想,主要涉及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主体理论.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观点作为古代文论的元初思想虽然在论述的具体性、细致性等方面还不够充分,但由于大多数观点是从哲学观念或对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看法的角度提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较深的层次,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因而对后世的文论建构具有支配性作用.经学元典中所提出的"言志"说、"吟咏情性"说、"感物生情"说、"教化"说、"美刺"说、"治世"说、"惩恶劝善"说、"文质彬彬"说、"通变"说等构成了古代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及文学发展论的核心观点.此外,经学元典所涉及的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及标准等对其后的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影响.后世文论家通过对经学元典中文论思想的深化阐发和开拓发展,建构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经学元典中的文论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思想源头.     

宋代家训中的人生哲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的繁荣时期,而家训思想作为一种深入到家庭中的封建意识形态,最根本的目的是按照传统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对家族子弟进行教化,规劝子孙要恪守儒家伦理纲常,并为建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务。     

两汉“经学”的发展与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许多学者,多从“经书”中汲取养料,利用“经书”中的某些资料、观点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乃至构成自己的体系。“经学”在历史上的确有很大影响。“经学”奠基于两汉,因此,研究汉代思想者,必须探讨“经学”,而研究中国经学者,也必须了解两汉历史。     

也论廖平与传统经学在近代的终结

廖平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所在的年代是儒学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时代。所谓廖平与近代经学的终结,一是指他所建构的孔经天人的经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使经学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而走向终结,廖平经学理论以尊孔、尊经为宗旨,但孔子和六经事实上都被廖平所任意篡改,名为尊孔、尊经,实则视孔子为玩偶,六经为躯壳。杂引诸说,牵强附会,其结果漏洞百出,互相抵牾不说,尽管从主观上维护经学,企图为经学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从形式上对孔子和六经作了登峰造极的神化,而事实上,这一切本身正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二是经学作为西汉中期以后,中国诸王朝的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学说,它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谓经学时代,即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时代。随着帝制时代的解体,经学时代也必将终结,这也就意味着经学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准则并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的结束。三是就经学史意义而言,廖平经学“平分今古”的发明以及以地域论古今的创获,又最终完成了清代经学复古两汉经学直入周秦的学术历程,解决了经学史上经今古文之争的千年诉讼,从学术史上为千年经学的这一核心争论画上了句号。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廖平经学宣告了中国传统经学的结束和现代史学的开端。     

水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博弈下的民心传播隐喻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经典隐喻,水舟话语通常出现在臣子或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劝谏情境中。水舟论以民心传播为底层逻辑,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代表论述,其本质是基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政府统治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共同认知,而形成的对民心观念及民意争夺传播机制的高度概括。水与舟的关系,透露着民本思想和王权主义的不解渊源,体现在国家制度设计以及社会各方借用民意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表征为圣贤治世的政治想象和天道民心的政治叙事框架。水舟论所彰显的政治传播逻辑增强了华夏文明的韧性,但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不免坠入王朝更迭、文明止步的陷阱。一定程度上,水舟论可被视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根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