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

钱大昕、钱大昭兄弟是清代历史考据学的代表,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是他们史学研究的缩影。他们治学有着浓厚的家学色彩,重视小学,长于训诂,注重考证,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与此同时两者又各具特色:钱大昕提倡直书,反对曲笔,钱大昭则有维护正统之嫌;在对待古人的态度上,钱大昕显得谦逊大度,钱大昭则过于苛求古人。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

钱大昕是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三大著名的历史考据学家之一，不仅精通史学，而且在金石学、算学、音韵学、诗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本文系统地评介了钱大昕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并对他的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嘉考据学派治学的特点、方法和成就。     

钱大昕历史考据学的渊源、理论和方法

钱大昕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考史大家。他在吸收和借鉴前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和严谨考订的实学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他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总纲和“开导”、“嘉惠”后学的考史目的，以及“叶年代”、“揆时势”、“察苦心”的治史态度，不仅使钱氏本人在考据学上贡献卓著，而且作为方法论对于史学研究和学术批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赵翼史学的新定位

赵翼治史深受考据学风的影响,在治学特色与方法等方面亦与钱大昕、王鸣盛有相同之处.三者相较,钱氏、王氏着意于文字词语的音韵训诂,史料文献的辑校订补,名物掌故的训释疏通,地理典制的梳理考证;而赵翼则怀史学经世的旨趣,善于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进而阐发史实背后的历史通则.赵翼治史固然独具特色,但与乾嘉考据史学仍为同道,属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     

钱大昕的诗与史学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大昕的诗作总是透露出浓厚的史学趣味，他在经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及思维习惯，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史品诗，由“史家三长”引申出“诗学四长”，以惩恶劝善的史学功能观倡导通过诗歌来进行社会教化，主张诗作敦厚古朴。他用考据家和史学家的眼光训释注疏诗作、品评诗歌内容，主张以学为诗。同时，钱大听还以诗论史，他的怀古咏史诗总是表现出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明体致用”的治学宗旨指引下，他的诗作还有因古鉴今，关心现实的特点，严密考订的史学方法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钱大昕诗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而在于含经咀史、评史论经、诗史互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王记录在史学领域，钱大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对历代正史进行了精密考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他还通过考订阐发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散见于他对具体史事考订的文字中”。①本文先从分散的资料中爬梳整理出钱氏历史编...     

钱大昕: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钱大昕在治学方法上提出著名的"三端"说,并将其运用于《宋史》考证,且创获颇多,称他为"考证《宋史》第一人",只怕是当之无愧的。他还开创了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钱大昕考订《宋史》的累累硕果至今仍熠熠生辉。     

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 ,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却并非一心如枯井 ,死水微澜 ,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 ,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 ,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柴德赓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在评论乾嘉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时。柴德赓既充分肯定其纪传体史书研究的成绩,也论其不足,并着重比较了王鸣盛与钱大昕治学途径与学术功力之不同。反映出柴德赓实事求是、视野开阔的学术风格。章学诚治学独树一帜,柴德赓对此作了深刻总结,同时也指出其思想上的局限,这种评价客观而全面。柴德赓对其他清代学者也有深入研究．反映出柴德赓精深的治学特点。     

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近代以来 ,治清史学者把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学家划分为不同学派 ,这对于深入认识乾嘉史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出现因区分过细反而混淆学派界限的问题。把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和崔述等人归到不同学派 ,就是如此。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和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相比 ,只不过是考史侧重点有所不同 ,并不存在学派分野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钱大昕是清代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而于史学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在史学批评上,他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平心度之”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史法义例等等,散见于其对具体史书或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中,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李景星《四史评议》的学术渊源与史学审美

民国史家李景星上承清代乾嘉时期正史研究的遗韵,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批评对象,撰成史学批评专书《四史评议》,在批评体系和评论重点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史评议》对＂前四史＂逐篇评论,文字简要、篇幅适中,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研读＂前四史＂的教科书,在评史和读史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在史学批评上,李景星尤其重视评论史书叙事的生动之美、从容之美和跌宕之美,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审美思想。     

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司马迁被中国历代史家尊为史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他对中国史学有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创立了以纪传体为主要标志的五体体制;二是究天人之际,构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三是通古今之变,阐发了他对治乱兴亡历史规律的卓越见解;四是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体大思精、彪炳千秋的名山事业,无愧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嘉定钱氏家族的学术渊源与继承——兼论钱大昕的派别归属

嘉定钱氏家族在清代学术中具有很高地位,有嘉定"九钱"之称。钱氏家族的学术成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仅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关,而且与当时书院教育和家学传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钱大昕是钱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厘清钱大昕的派别归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钱氏家族。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

抗战期间，陈垣先生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史作和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史注研究专《通鉴胡注表微》，贡献出一批精审的史学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在考证方法和材料运用诸方面有新的突破，同时由于倡导有意义的史学，将史考与史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使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钱大昕的荀学思想刍议

从荀子思想地位的总体评价、“化性起伪”学说的澄清与辩护和“法后王”的理解三个方面勾勒了钱大昕荀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认为钱大昕的荀学透显着乾嘉学者由字词训诂、名物考证探讨义理问题的治学特色,更体现了乾嘉思想学术重新肯定和发现荀子思想价值的重要动向,这一动向最终导向乾嘉时期荀子思想的全面复兴.     

乾隆《虎阜志》所见宋佚诗辑考

曾经过钱大昕审定的乾隆《虎阜志》艺文部分保存了10首宋人佚诗,为《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诸家补遗所失收,可作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