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特征、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文章将研究主题落脚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构建了一个大股东特征、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结构体系。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企业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倾向更加严重;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越明显,大股东成为控股股东时,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更显著,但通过研究大股东深入到管理层,即大股东兼任企业高管问题上发现,大股东兼任高管能够显著抑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影响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有力地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现象,由于二者并不完全属于同一利益整体,因此代理方出于"自利"动机,极有可能做出损害委托方利益的行为,如过度投资。而上市公司普遍地过度投资行为则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分析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增多,会加重其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中的过度投资行为愈加突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增多能有效减少过度投资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多会在某种层面上加重过度投资行为。从以上几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有效减少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不断改进公司治理效率、完善治理机制提供一些启示。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能够决定股东在多大程度范围内参与公司治理,同样对股利政策的制定拥有一定实质话语权。本文以房地产行业2011-2014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的方法来研究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高。(2)控股股东行为不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约束。(3)股权属性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支付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存在着重要的影响,但"股利之谜"一直困扰着公司治理领域。股权结构对于现金股利支付率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基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样本数据,借助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性的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对于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提升存在着促进作用,经理层持股比例的功能正好相反,而股权制衡度与现金股利支付率不存在相关性。本检验结论为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并完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借鉴。     

大股东利益侵占与管理层激励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控股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管理层激励强度的影响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越高,公司管理者的持股比例越低;但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程度没有对管理者的薪酬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     

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更容易导致公司欺诈?——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

公司欺诈是一个不等同于财务舞弊或公司违规的特有现象,危害巨大。在中国,上市公司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显著特征,因此,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公司欺诈分解为发生和发现两个过程,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6年数据,使用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对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发现股权的国有性质是一个积极变量,国有企业实施欺诈的概率更低,已发生的欺诈活动更容易暴露。其次,投资者类型差异决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欺诈的关系:作为典型的长期投资者,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可以显著抑制公司实施欺诈的倾向;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兼具长期与短期投资者特征,是最"纠结"的投资者,其持股比例与公司实施欺诈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显著包庇内部已发生的欺诈活动;非控股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短期投资者,显著提高了公司实施欺诈的概率。最后,以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表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欺诈活动越不容易被发现,这显然会给监管带来困扰。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践行价值投资理念非常必要和紧迫,这就需要政府从惩戒措施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加强。     

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之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海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4年12月31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海南省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流通A股比例、董事会活动、高管规模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结构负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资本结构正相关,但不显著;法人股比例、领导结构对企业资本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公司金融三大策略之一,现金股利是一种重要的股利形式。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因素与西方上市公司存在着差异。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分析,经过实证性的检验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盈利能力对现金股利支付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经理层持股比例对现金股利支付率存在负向促进作用,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支付率缺乏明显的相关关系。本研究的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借鉴。     

全流通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一个数理分析框架

以市净率股票估值理论为基础,在综合考虑大股东的“隧道行为”、“支撑行为”以及二级市场交易行为后建立了大股东收益函数,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全流通条件下大股东的行为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全流通后大股东将会谋求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获取资本利得收益;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成长性、股票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的大小、监管部门的监管程度以及大股东未来增持或减持股份的比例大小将对大股东的“隧道行为”、“支撑行为”以及市场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现金股利、代理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伊利股份为例

派发连续、稳定的现金股利,有助于塑造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人进行连续投资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可以看出,伊利股份正是利用托宾Q值和盈利能力指标从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来展示企业价值的。通过对伊利股份的现金股利支付率、每股现金股利、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盈利能力和托宾Q值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分配可以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降低进而增加企业价值,最后提出提高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相关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债务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

债务融资会减少企业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提高经理人败德行为的成本与风险,从而降低股东-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约束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我国政府干预和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弱化了债务融资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使得债务融资对非国有企业的治理作用强于国有企业。而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债务融资的硬约束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负债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加强。     

现金流量分析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企业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注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忽视现金流量分析。通过对现金流量的结构和比率分析，准确地把握企业的资金流向、偿债能力和获现能力，从而科学地决定企业的资金投向，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际利润的大幅增长,有关国有非流通股分红的问题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的历史渊源出发,从多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国有企业分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对国有企业分红红利分配比例,分红主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超产权理论视角下国企改革中的政府行为探析

我国国企改革在产权改革上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竞争机制却严重缺失,当前须加强竞争机制的建立来推进国企改革。分析国企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在建立竞争机制的过程中重塑政府行为极其重要。政府需要从建立国际竞争平台,转变政企关系,制定市场运行规则,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来完善竞争机制。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和使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渐升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优化国有股权分配比例,引入非公有资本丰富股权结构,减少国有股权占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行为明确、企业投资高效敏捷、内控监督有力的机制。就理论逻辑而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一方面,因股权结构引起的动态改变会对其治理体制及资源禀赋造成直接冲击,一定程度上硬化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层持股等方式引入非公有资本,可以提高管理层激励,提高股权多样性和制衡度,这同样会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那么,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以2003年至2017年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改进主要集中于抑制国企投资过度,对国企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则较为有限。这可能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降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为我们找到了更加精确的影响机制——国有企业本身相对而言承担着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所以更可能进行过度投资行为,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的其他非国有股东可以改变这个现状,使其充分适应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优化投资低效行为,改善其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比较而言,在竞争程度较低的垄断性行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要更加关注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并依据市场化程度的地区、行业差异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高管薪酬差距、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效率

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非金融业企业2013年-2017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薪酬差距、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的扩大加剧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从而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也能够削弱高管薪酬差距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能发挥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的探讨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必须对政府行政职能的重新架构提出配套要求。本通过对国有企业在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政府转换职能的新构想，即政府职能由配置资源的主体，变成用宏观手段调控市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体，也就是通过调控市场，引导企业行为；通过公平税负，统一政策，创造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围绕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新的目标模式，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形成企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     

关于实现青岛市国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思考

青岛作为国企相对集中的城市,实现国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规范国有企业的上市行为,为国企投资多元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重组,实现国有企业投资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中外合资、互相参股等多种途径,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尽快形成;通过企业间的参股并购,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战略目标的实现。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分析

选取我国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制度环境、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所有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制度环境与政府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制度环境强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相比较国有企业,制度环境、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