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论“权”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明权》篇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而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评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

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是考察日本这个暧昧邻邦的一部良史。而所谓良史,主要体现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材料搜集与使用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日本汉文学史》做到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较好的统一,是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力作。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王守仁“知行合一”与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知行观的核心命题,也是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所在。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包括三层基本内涵：第一,知行并进、不分前后;第二,知行本义合一;第三,知行相互包含。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王守仁对于知行关系的基本看法与朱熹等人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这一点,王守仁和其他理学家凸显知行的伦理维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将知行范畴落实到＂去人欲,存天理＂都是明证。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对其之前的宋代诗经学广泛吸收与借鉴。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的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但已有学者意识到欧阳修等人的开创之功,朱熹的主要成就并非创新,而是融百家之精义,集宋学之大成。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21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     

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唯心主义的二元论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朱熹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思想,具体包括：从＂太虚＂到＂理＂的发展、＂一＂与＂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读书之法、性说、＂理一分殊＂和＂天人合一＂等。朱熹成就的取得与张载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分不开。     

“天人合一”的契合点——论朱熹“仁”说的终极价值

＂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融的道德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契合点一直被探寻。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把标示情感之＂仁＂提升为道德本体,唯＂仁＂能承载沟通＂天、人＂的重任;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扩展了＂仁＂的主体指向为人和天地,凸显＂仁＂是＂天、人＂的终极价值表现;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彰显求＂仁＂为贯通万物的过程,践＂仁＂为＂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朱熹的＂仁＂成为＂天人合一＂价值意义上的最佳契合点。     

运用朱子优秀文化 促进学生养成教育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重要的文化大师,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作极多,他本人的著作有50部,弟子整理他的文集、讲稿、语录近30部。朱熹著作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是解释儒家经典的,有的是关于哲学的,有的是关于文学的,有的是关于历史的,他的许多优秀思想和现阶段社会主义荣辱观、     

浅析朱熹道德修养论及其蕴涵的德育思想

朱熹是我国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奉＂天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依此来伸张伦理道德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权威性,由此来引导人们认识日常生活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朱熹的道德修养论规定的人生的终极轨迹和尽命目标,是追求＂天理＂,扩充＂良知＂,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朱熹也反复强调,在通往圣贤的大道上并非一帆风顺,它需要人们锻炼坚强的意志,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在论证自己道德修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过程中,朱熹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德育理论,其中的很多成果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华东师范大学朱熹研究中心及古籍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的“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0月8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40多篇。与会人士对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哲学、政治、经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自然科学、宗教等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讨论,是“近     

朱熹与康德哲学概念之比较

朱熹与康德作为中西方著名的哲学家,虽所处时代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知识与深厚的学术素养。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对＂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等重要的哲学概念的思考既有相似性,又有相异性,反映出中西哲学思维模式的各自特征。     

日本人的“四”字忌讳

由于日语中＂四＂的读音与＂死＂相通,日本人十分忌讳。本文以日本各历史阶段日本人的＂四＂字忌讳为主题,从历史典籍、文学作品、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探求这一忌讳出现的历史渊源和日本人的生死观等。     

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

屈原爱国精神的阐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朱熹的《楚辞集注》代表了宋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从朱熹到王夫之,体现了楚辞学发展的两次转型。自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到洪兴祖,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各有不同,至朱子《集注》始以忠君爱国为论,他的＂过于中庸＂、＂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反映了理学家的立场。而清代王船山《通释》则强调屈子＂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重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君主一人而已,具有更为深刻而代表时代进步的新内涵。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著书动机及其解经立场

在《诗经》学史上,朱熹的《诗集传》与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新旧两派的名著,前者在后代拥有极多的所谓＂拥朱派＂＂述朱派＂著作为作疏解,后者则有宋儒戴溪为之续作。从书名《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观之,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于是,《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也就直接被归为旧派著作,是否真的如此,需要针对戴书的内容作实际的检视才行。     

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与学问宗旨

朱熹共有五部论语学著作传世,其中最能代表朱子论语学学术成就并借以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是《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过程也与他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相始终。朱熹诠释《论语》的学问宗旨是二程之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探索圣人之道,重建儒家道统。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论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文”和“美”

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是“文”和“美”。“文”在朱熹的学说中是个宽泛的概念,有众多的解说,但在朱熹美学中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含义,几乎涵盖了朱熹美学中的所有审美现象。“美”在朱熹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但与审美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和“美”共同组成朱熹伦理美学的核心范畴。     

朱熹心理学思想概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奄、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福建龙溪,宋代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和心理学思想家。朱熹十九登进士第,六十七岁落职罢祠。他一生主要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南等地担任地方官吏九年、其余四十余年都以祠禄从事讲学和著作。他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学识渊博,著作浩翰,其中包含着丰富而又稍具系统的心理学思想。虽然他的心理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心理问题的论述却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朱熹著作多达数十种,他的《文集》、《语类》、《四书集注》等是研究其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直接材料。     

论《三国演义》日本传播的文化启示

通过研究日本人对三国故事的民族接受发现,日本人善于＂境外学习＂,是实行＂拿来主义＂的典范;日本人善于＂活学活用＂,是践行＂为我所用＂的高手;日本人善于＂落地开花＂,是力行＂实用文化＂的楷模;日本人善于＂团队作战＂,是执行＂锦上添花＂的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