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

一 汉代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初步稳定,出现了一个大一统的汉帝国。给这个社会制度服务的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规模。 封建统治者为了要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不但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而且要求学术思想上有利于自己的统一形式。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经学就成了取得利禄的捷径。这样,儒家典籍就成为汉代学校的主要教材。此后在     

陆贾与汉代经学

鉴于秦二世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的陆贾提出了以儒家孔、孟"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思想的新儒家理论学说.在此学说中,陆贾强调原圣王之意,以"五经"为治国之经典,以"仁"、"礼"为治国之则.并率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思想、"经以致用"的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总结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思想学说.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对汉代中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经学与汉代教育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并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本文仅就汉代经学与学校教育的结缘问题,作一初步探究。     

汉代经学与文学批评

在经师与君主的共同推动下,经学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师及君主也成为汉代思想及文学建设中的权威。经师及君主以经学干预文学,不但对朝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支配着文学价值观的生成,乃至于经学成为文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准则,文学追求的最高标准。汉代是宗教神学信仰的时代,汉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及文学批评的提出与礼乐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是汉代诗学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诗序》视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理论,是汉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辞赋是汉代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对辞赋进行了理论探索及批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汉赋的来源及内容与形式等。除此之外,班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主要保存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尺度,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进行了文学批评,并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的进一步阐释下,"发愤"作为专用名词列入了文艺理论的殿堂。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衡》的篇目中。王充从文章批判入手,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及主张对后世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挤压下的诗性失语与存活

在汉代经学成为话语霸权,诗性遭到道德礼义的挤压而沦为经学的奴婢.但汉儒对比兴、情感的研究与肯定,"诗无达诂"的阐释学理论的建构以及文学本身的自律性,都在经学的夹缝中,留下了诗性的空间.     

汉代经学论略

经学僻于孔子,盛于两汉,西汉中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由是大振。元、成以降进入其鼎盛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至辅相。自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需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汉武帝与汉代经学的神秘主义倾向

一本文试图说明汉武帝与汉代经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独霸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但汉武帝与经学的关系,其实并不主要表现在这“独尊儒术”上。因为儒术之兴,应该说是汉初几十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儒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历史只不过是假武帝之手,完成它本来注定要完成的任务罢了。让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过程。汉初的统治者不好儒术,他们主要尊奉的是黄老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和政治统治秩序的不断巩固,经过了几十年的经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汉代经学教育师法与家法辨析

汉代官方经学教育恪守师法家法的传授体系,师法家法主要指由官方确立为正统地位的五经博士的学说。师法的称呼起于西汉中后期;家法的称呼起于东汉中后期,或与两汉经学发展的不同状况,经学家族的兴起及范晔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有关。     

浅谈汉代训诂学与经学之关系

中国的训诂学是在两汉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并日趋完善的。两汉的训诂学始终是经学的附庸，并服务于经学，且影响深远，以致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训诂学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束缚。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