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源语文本选择与译者主体性发挥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探讨由来已久,其中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是受到关注。在这些研究中,对译者翻译的目的探讨得不多。笔者例举中外翻译大家的翻译活动,来阐述译者通过选择源语文本,即译者的翻译目的,来证明自己的主体地位。     

避免翻译隐性与读者文化框架的建立

社会文化框架产生于某些社会文化内容,是一框架与另一框架交际中产生的某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框架理论的主要内容.翻译活动是译者在转化语言形式,译者是在自身母语框架和非母语框架之间转换语言,其译文不一定能够激活源语同框架,这将导致翻译的隐性现象产生——即隐含信息的缺失.避免翻译隐性化实现翻译异化,即译者在使用目的语翻译源语时,尽量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使源语的文化框架再现于英语学习者面前,这将积极作用于读者社会文化框架的构建.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都会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Evan-E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分析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及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所选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的原因可以发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对源语文化的认同程度及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等诸多因素,皆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觉,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就翻译策略进行探讨。     

论清末民初翻译理论中译者主体地位的构建

清末民初的翻译被赋予厚重的历史使命,它着眼于目的语的文化构建,这为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以译者为中心主体,以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为两个边缘主体的翻译主体体系.译者这一中心主体就客体的两世界(源语与目的语世界)、三方面(共谋的主客体和目的)、六因素(源文本、源语、源语文化与目的文本、目的语、目的语文化)实施翻译.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依靠翻译大力传播西方文化,积极构建中国近代文化.     

浅析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之文化价值取向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化经由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传递到译语文化中去,各种主客观因素也会影响在其中.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进行翻译活动时,译作不可避免地要烙上其所属译语文化的烙印.而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活动更倾向于翻译的社会功能,其时代赋予译者的文化重任更凸现在其译作之中.     

从民族文化的差异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

翻译是源语和译语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转换过程.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的日益频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就必须通过异化方法,尽量保留原作的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源语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在译语中建构源语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考虑到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只能通过归化翻译对源语文化加以补充说明,使译文符合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以便达到交流与沟通的目的.翻译中的文化异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语言上的归化则是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必要补充.     

论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涉及很多文化因素,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学翻译受到包括源语文化语境、译入语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语境在内的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及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这一过程中,无不打上文化语境的烙印,因而作为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和创造者,译者应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文化预设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牡丹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牡丹亭》白之和许渊冲译本,从文化预设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体现,发现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预设中的共享部分和目的语文化缺失部分的处理是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注释和省略等方法,激活目的语和源语文化预设中共享部分或补充目的语中缺少的源语文化预设。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囷""廛"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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