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絜矩之道”

《大學》"絜矩之道"作爲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則,與孔子及《中庸》所論"恕道"内涵相合,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本文指出,"絜矩之道"或"恕道"根源於孔門對"直道"的理解,并與禮的"施報"觀念相通。而在《孟子·離婁上》中,則演化爲一套以道揆、法守等觀念爲中心的系統的政治儒學。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於領略孔門政治學説的精義,同時也可以理解其學術演變的一脉相承。     

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历史地位

“科學學”有一條规律:“比較增進知識,分類形成系統”。這條規律說明了多種科學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初期的發展歷程,例如生物學、語言學等等。比較語言學起步早,已經成為一門“老”學問了。比較文字學發展晚,還停留在幼年時期。比較語言學只作客觀的比較和分類,不作評價。比較文字學也應當只作客觀的比較和分類,不作評價,至少應當把比較和評價分開。因為,比較尚未深入,評價難於確當。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反法之儒":晚清國人學習西方的原動力再思"傳統"與"新文化"之一

從"差異原則"理解儒家 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通常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係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們談儒學,同樣是談儒學的人,這之間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     

《老子》研究札記六題

關於老子研究不斷有一些新的發現和争論,筆者對這些新問題也不斷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回應。這些思考如果以完整論文的形式發表就難免重復筆者過去的一些觀點和論證,爲避免重復,這裏便以札記的形式提出一些新思考、新發現、新觀點與同好交流切磋。六個題目涉及有關《老子》作者和年代問題的不同於時賢大家的發現和觀點,也涉及對《老子》之思想理論研究中的一些現象的分析以及筆者的探索之道,包括如何面對各種争論分歧,如何既注重西學精華又不扭曲本土思想的基本面貌,如何不斷回到古代社會又關注現實世界的需要,以及如何理解和解讀《老子》之核心概念的問題。     

“國語”與“國家” 現代中國建構統一國家語言的困境

正引言這次研討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這讓我想起讓一皮埃雨·里烏(Jean-Pierre Rioux)和讓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注編四卷本《法國文化史》中的一段输述。在這部書第一卷第二章的一開頭,作者追問:"(法國的)人们究竟在哪個時代停止了講拉丁語?"這一有關語言史的問題引出了重要的文化史話题。按照這部文化史的叙述,正是因爲法語取代拉丁語,知識陪層取代貴族陪層,用法語表達的新文化(如說唱、演出、文學)改變了中世糸己的舊傅統,才奠定了法國這個民族國     

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孔子修作《春秋》考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論漢傳佛教的懺悔及其罪意識從佛教諸懺法到禪宗“無相懺悔”

十年前,我們合寫《罪與文學》一書,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聚焦於罪意識與文學的靈魂維度的考察,試圖通過追問罪意識和文學的關係思考和檢討中國文學傳統的局限所在.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之下,西方猶太——基督教的原罪觀和懺悔意識很自然就被當成攻錯中國儒家原善觀和君子自省意識的"他山之石".正因爲這樣,我們寫了第五章"懺悔意識與中國思想、文學傳統的局限".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人、物之間理解《莊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人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主題,儒家是推動古代人的思潮的主要代表,這是學界公認的觀點.不過,并非所有的流派都同儒家的孟子和荀子那樣,提出人性的界定,并對之進行或善或惡的判斷舆争辯.道家的莊子,似乎更致力於對這類人性論説的解耩.從表面上看,莊子更有興趣的,是物性而非人性.除著名的《齊物論》外①,出自莊子後學的《天下》篇,在劃分古代的思想派别時,竟也以對物的態度作爲區分各派的特色.②因此,荀子甚至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的天,指的就是物.然而,如果依此而以爲莊子的"不知人"就是不北關心人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整部《莊子》,關於人的論述豐富多彩.③儒道兩家,都論入、物關係.差别在於,儒家以人觀物,而莊子由物論人.分析人、物關係,當是理解《道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天下將亡 誰能覺醒 霍韜晦病榻口述致韋政通先生函

本刊特約學術顧問霍韜晦先生於2018年6月6日辭世,這是當代儒學界、佛學界、教育界的大損失,也使我們失去了三十年來相交以道義、往還見性情的學術良友。2018年3月7日,當他卧病床榻、手不能書之際,口述了一封致韋政通先生函,發出了"天下將亡,誰能覺醒"的警世之語。可見其於世道人心之關懷之切和慮患之深。經深圳大學王立新教授徵得現香港法住機構《法燈月報》主編張静博士之授權,特將霍韜晦先生此函重刊於此,以饗本刊讀者暨學界諸同道。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

調查和研究方言島不僅是語言地理學的重要課題,而且對移民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也大有裨益。可是現階段要全面深入地討論漢語的方言島問題,還有較大的困難。因為漢語的方言紛繁歧出,對各種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尚未全面深入地展開,已經整理出版的調查報告不多,有關方言島的專門著作     

昆侖考

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學術史啟示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林傳甲和黄人分別在京師大學堂和東吴大學同時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编寫工作.他們或許没有想到,這一編寫活動竟會引發百年來文學史編寫的熱潮,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已多至近兩千部,[1]幾乎以每年二十部的速度高速產出,正式形成一門中國文學史學科.這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但反過來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我家江水初發源",研究文學史早期编著中的一些問題,當能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