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狂士书法

在盛唐的书法苑里，出现了以张旭、怀素、李白、贺知章为代表的狂士书法群体。他们的书法狂放、姿肆的特点受其性格的影响，也有“道”的深刻影响，浪漫的狂士书法同诗歌、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广泛地吸收其中的营养，成为内涵丰富的艺术。     

唐代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其贡献

唐代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书家、书体、风格流派,还是书法理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唐代开明政治和唐太宗的鼎力推崇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一代大家们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后世楷模。这的确是一个开宗立派、人才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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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一书法大家张旭,精通楷法,尤以草书闻名。相传《草书古诗四帖》为其手书。其草书连绵回绕,逸势奇状,开一代书风。据说,张旭早年在练书法时,十     

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高峰——论李白、张旭的诗歌与书法共生现象

书法与诗歌联系密切,本质相似。强烈的抒情目的、鲜明的节奏韵律、自然的审美理想以及对人格的注重,使诗、书得以相似相通,得以结合共生。李白与张旭的诗歌和书法,因为二人所共处的时代、相似的性格气质而表现出自然天放、浪漫豪放的特征。他们以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和俊逸超拔的天才开创,使得诗歌和书法两种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并将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盛唐诗歌与书法——以李白、张旭和杜甫、颜真卿为中心

盛唐诗歌与书法高度繁盛,双峰并峙,在创作来源、构思过程、艺术技巧和美学追求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共同展现了雄浑浩大、飘逸奔放的盛唐气象.本文试以李白、张旭和杜甫、颜真卿这两组人物为范例来分析诗歌与书法的相通之处.     

浅谈盛唐的诗仙与草圣

中国的诗歌和书法发展到唐代,不期而至,达到了浪漫主义的化境。提到唐诗人们首先会想到李白,提到狂草人们自然会想起张旭,他们共同奏响了华夏艺术的最强音。     

论"吴中四士"诗歌与书法的写意特征

唐代诗人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四人合称为“吴中四士”,多有诗、书才华。贺知章和张旭以宣情写意为特征的书风,深具浪漫主义精神,草书中所追求的变幻莫测、不拘一格的审美趣味和强调抒情的创作心理,都自然地渗透到四士的山水诗创作中。诗歌和书法虽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在创作来源、构思过程和表现手法、美学追求等方面都体现出共同的写意特征。     

简论张旭、怀素草书的不同表现

张旭、怀素均是唐代草书大家,尽管特色相近,风格同类,但又有着较大区别。性情上,张旭至情至性,怀素平和冷静;书法表现上,张旭追求情感的抒发,怀素则排斥感情;张旭追求动感,怀素则追求造象;张旭着眼于意,怀素则着眼于法度。风格上,张旭浑厚凝重,怀素简净爽利;张旭显得颠,怀素显得狂。     

激情旋舞的狂草

盛唐之世有两种书法形态达到艺术高峰:一是欧、颜、柳的楷书,二是张旭、怀素的狂草。前者以儒家理性艺术精神为导向。创造了雄豪浑穆、整肃强劲的风格;后者以禅(道)家非理性艺术精神为导向,创造了气势磅礴、激情狂舞的艺术风格。     

书法艺术大师——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唐京兆万年（令陕西西安）人。在他年少的时候，家里贫穷，就用笔醮黄泥水在墙上练字，初学习褚遂良的书法．后师从张旭研习书法并得其笔法。庄颜真卿的书法历程中，他不断研究初唐诸家书法．汲取众多名家书法精华，创立了颜体书法。     

毛泽东草书艺术探析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尤其是草书在当代中国独树一帜,影响巨大。毛泽东草书雄浑恣肆,激情澎湃,挥洒自如的风格形成,既与他个人内在气质有关,也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对当代书坛的最大贡献,在于打破了清代碑学兴盛以来无狂草大家的格局,同时引导书法领域流派纷呈,百花齐放。     

关于范成大的行草书分期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其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书法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范成大在南宋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更是书法史上的＂南宋四大家＂之一。本文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生平经历,将以查到的他传世的行草书迹为轴进行梳理研讨,将他的行草书进行风格分期,以在探讨他的各时期书法风格的不同。     

当代草书创作的审美取向

当代中国书法由实用性转向艺术性,由于人们审美需求品位的不断求变,各种书法赛事、展览的评审也倾向于追求展厅效应。因此,当代草书创作的审美取向,也表现为追求作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即视觉冲击力,主要体现在抒发情性、我心写我草,重视形式、适度增强形式感,布局空间、章法强化对比度,心仪万象、态势生动多变等方面。     

刍议毛泽东草书艺术

毛泽东草书以极富主体创作个性的书法艺术形式美,体现了气韵、境界与精神的合一。他的书法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有着续接优秀传统和创新时代新风的文化意义。把书法的艺术精神与社会价值完美结合,提高草书艺术创作的传统审美表现境界,是毛泽东草书的艺术创造。     

“画中之佛”——论张大千眼中的石涛

张大千绘画风格的形成无疑与其潜心钻研传统、学习历代名家有关,特别是对石涛的学习是其山水画风形成的关键。文章主要从张大千论及石涛的文字中,探寻其对石涛绘画的解读和自身风格形成的轨迹,进而从侧面了解到石涛在张大千眼中的地位。     

我为什么要批评周汝昌先生

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把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这篇文章。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1997年撰写了《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从曹雪芹的文学观、脂砚斋的批语、周氏自传说的巨大破绽三个方面论证了自传说根本不能成立。进入21世纪以后,周汝昌肆无忌惮地宣扬他的＂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而且要把这个荒谬观点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于是我就有了《＂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多方面证明了在雪芹笔下根本没有湘云嫁宝玉（曹雪芹）的内容,用大量论据证明脂砚斋是个男人,从而证明这个论题的＂伪命题＂的性质。这之后,我还批评了他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法和＂一百零八钗＂说,诠释了聂绀弩先生的＂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揭露他辱骂诬陷高鹗背后的目的,批评了他主观唯心论的方法论。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Washington Irving’s Stratford-on-Avon

Washington Irving’s Stratford-on-Avon is an essay which recounts the author’s special pilgrimage to Shakespeare’s hometown and his refle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is paper from the stylistic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at mentality of the writer,his attitudes,his presuppositions,or his moral stance through the conveyance of meaning and evaluation of his language.     

从《黑奴吁天录》探析林纾的翻译观

林纾的翻译观,即林纾翻译所遵循之宗旨。译者总是带有特殊的翻译目的和文化意识开始自己的翻译实践。透过《黑奴吁天录》的原著选择,及译者对文本删减、改写和增补,可以发现:林纾在政治上力图翻译救国,而文化上追求的是在翻译中不忘遵循中国传统纲常伦理规范。"翻译救国"和"以中化西"构成了林纾的翻译思想的核心,也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林译小说"。     

杜甫的创作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择要介绍了杜甫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描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概括归纳了杜甫的主要创作成就和经验,分析了目前各种媒体语言文字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以及写作者在写作态度和表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联系实际陈述了杜甫的创作实践和写作态度在当今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论述了当今时代写作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和禀赋,对应该如何向杜甫学习以提高写作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作出了简要回答。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in Jean-François Lyotard’s philosophy

The theme of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in Lyotard’s philosophy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field of reflection combining education studies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hildhood in Lyotard’s thought is mostly understood as infantia, a concept that appears towards the end of his work. The claim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childhood in Lyotard’s philosophy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late concept of infantia; looking at the recurring nature of this theme in his writings that is present from the beginning, as well as various figures under which it appears, pushes Lyotard’s readers to reconsider his work from a pluralist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