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唐君毅的“成人之道”

唐君毅的"成人之道"是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立人极",使之在"执"与"破执"的交织互动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趋向,成就其真实的生命存在。这一过程没有绝对必然的限制,蕴含着无限开放的可能性,既无需神的安排或救赎,也无需世界的本原或实体这些似乎可以"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或根据,更无需世俗权力的恩赐或命令,而只需在"学"与"习"的过程中给予启发、引导或垂范的"师",以使"我心"与"他心"在相互"成德"中成就一个"天德流行"的意义世界。这种儒家式"成人之道"的理念构成了唐君毅思想的本质内涵。     

从唐君毅人生之体验谈自杀的儒家型意义治疗

唐君毅从自己二十岁左右时的烦恼重重、"屡欲自戕"到念及"吾身为长子,对吾家之责,更无旁贷,吾一身之病,乃自此而逐渐消失"的生命体验,开出了自杀的儒家型意义治疗的方子。不同于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唐君毅的儒家型意义治疗,是通过对生命意义的肯定和价值体验,对自己应尽责任的当下承担,从而使自杀归于"失败"。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君毅论“气”之义理探析与衡定

儒家哲学中,"气"是一不可轻忽之元素。以当代新儒家而言,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思维是道德实践源自本心自立道德法则,这样的思维必然肯定有一超越气、不受气影响且能妙运气之本体,此本体与气构成形而上与形而下两层关系。唐君毅先生则不然。固然他对于心性论十分熟稔,但他也关注"气"之本质特性,因此其论点与他人大异其趣。唐先生在诠释张载的气论时,视气为形上之第一原理;但他在诠释程朱之理学时,气又成了必以理为主导的形而下之气。看似相反的两种见解,实则暗藏一致性的条理:事相之互为隐显即是气之流行之道。这实际是唐先生以通融的姿态解释张、朱二人之学,使这两种体系的理学圆转自如。     

唐君毅意义视域中的“我心”与“他心”

根据唐君毅先生的意义理论,意义空间最主要的扩充方式,还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相辉映、互为融摄。因为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形成、完善或不断上升超拔,都与"他心"有着几乎必然的关联:"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同情共感使得意义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不至于陷入任性的幻觉;正是双方的相互肯定共同获得超越的可能,由此而成就了一个道德人格主体;并在永恒持续的道德实践中,意义空间得以开显和澄明。唐君毅所揭示出的儒家思想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这种内在关联,成就了具有伦理特征及其价值导向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中的恒久生命力。     

从《爱情之福音》看唐君毅先生的爱情观

唐君毅先生《爱情之福音》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爱情观,他认为任何爱情都是归趋于爱真、爱善、爱美与爱神圣,具体讨论了爱情生活中的敬与信、专一、坚贞、信心、苦痛与罪过、创造与条件、再婚与失爱等问题,对于今天人们的爱情生活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儒家人伦之“道”、道家自然之“道”与中国古代文论

道,是中国先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思想,并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逻辑起点。道的原始意义是“道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被引申、转型为“道理”之类的意义。但老子道家之“道”和孔子儒家之“道”有着明显的差别,相对而言,前者更侧重于“自然”之道;后者更侧重于“人伦”之道。两种不同内涵的“道”,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从“意义治疗”到悲伤辅导——弗兰克尔“意义治疗学”的应用价值初探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以意志的自由、求意义的意志、生命的意义作为三个重要的理论支撑点,认为人可以通过创造的价值、体验的价值、态度的价值发现并开掘出生命的意义。本文借鉴其主要观点,探讨“意义治疗学”在悲伤辅导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唐君毅弃佛归儒之原因初探

唐君毅先生成长过程中不乏佛教化的滋养，他自幼在人生现上就与佛教的“苦谛”有强烈的认同感，学术思想受佛教的影响也很大但他最终弃佛归儒。本试图对这一原因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深刻地理解其学术思想渊源。     

由注重情节之奇到追求人物之真--《聊斋志异》对唐传奇叙事重心的切换

唐传奇与<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后者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把塑造人物形象放在小说的核心地位.蒲松龄在诸多"异史氏日"中向我们传递了有意为之的信息.在具体创作中,作者又让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采用直缀与横切交融的叙事策略,从而使得小说人物面貌出现了明显的新变.通过对二者有关人物关注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文言小说进步的轨迹、发展趋势,及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创作经验.     

唐鉴学术思想成因探析

唐鉴是清代后期有名的理学家。他学宗朱子,严斥心宗,门户之见极深。然于社会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时,于义理之中发现经济之学,倡导“守道救时”,表现出一定的经世倾向。他的这种学术思想特点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也深受湖湘学风和家学等的影响。     

《唐书志传》"按鉴演义"考辨

《唐书志传》是采用"按鉴演义"的方式编撰的,但它并非简单抄缀补辑史籍而成,实际上融入了编写者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依《资治通鉴纲目》编年,摘录原文,同时通过剪裁史料,重新组织故事情节,并对史籍语言作润色、修饰,增强艺术感染力;在《资治通鉴纲目》叙事基础上,铺陈敷演,生发想象。以《唐书志传》为代表的这类"按鉴演义"历史小说借鉴、吸收史籍艺术营养,推动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     

唐寅豫章之行考辨

唐寅的豫章之行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大政治事件,关于此行,学界尚未作深入研究。文章对此作了详细考辨,力图展现唐寅去宁王府的原委、在宁王府的所作所为以及离开宁王府的经过;分析唐寅去宁王府前后的心态,并探讨此行对唐寅所产生的影响。宁王发动叛乱后,唐寅因此行陷入名节之痛,从而彻底放弃了立言之想。     

唐三彩形成发展之我见

唐三彩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唐代以后的陶器制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唐三彩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王朝的兴衰。国内对于唐三彩的几次考古重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唐三彩的形成发展轨迹,也为学界深入研究唐三彩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实物依据。     

唐宣宗"大中政治"述评

历来史家对"大中政治"评价较高,或称之为"大中之治"。不过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实际上只是唐宣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则视而不见,或者是故意回避。因此,宣宗死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迄于唐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