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开四方之门 广达天下视听

打开大门观赏外部世界，视野便会豁然开朗；打开国门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眼前展开的必是绚丽多彩的巨幅画卷。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汉明帝时期，就曾遣蔡音、秦景等18人赴西域求法。公元67年，他们从西域把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请到都城洛阳，印度僧人还用白马将佛经也一同驮至中原。为表彰白马负经而归之功，汉明帝命人在洛阳西门外建造白马寺，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后，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到盛唐时期，中国高僧玄奘和尚为寻觅佛学真谛，徒步万里去印度取经，经历了几乎死里逃生的历炼后，他带着从印度求取回来的657部佛教经论回到长安，写下了蜚声海内外的《大唐西域记》，成就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便以此为题材，讲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仅从公元２世纪到12世纪的1000年中，中国就翻译了印度佛教的经、律、论及其他教派的著作约1652种，5700余卷。参加翻译者中有70人来自印度次大陆，在藏地翻译佛经的典笈更多。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孔雀王朝得以空前发展，特别是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每年向佛教僧侣施舍大量金钱，经常举办豪奢的佛教法会，到处修建佛塔寺庙，树立石...     

鸠摩罗什与中国

印度学者鸠摩罗什(344—413),天竺(古印度人),是中国古代四大译经家之一。公元5世纪初,他来到中国长安领导逍遥国译场,主持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其中将印度大乘佛学中最精华的部分精确地翻译出来,大大促进了大乘佛教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当时龟兹国的公主。他九岁时随母到了当时小乘佛教的中心(?)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师事盘头达多法师,学习小乘。13岁时又随母离印度来到中国,在沙勒(今新疆的疏附,疏勒)学习。他母亲再去印度时,他自愿留下。此时,氏族的符坚建立前秦,势力强大,南打东     

阿底峡与中国

阿底峡(殊胜),又名燃灯(982—1054),是印度佛教改革家。公元1042年,他应当时藏王的邀请到达中国西藏,在藏从事传教、著述、译经等活动达12年,为沟通中国和印度之间文化交往和历史友谊作出了杰出贡献。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公元9世纪,汉、藏两地区都达到盛极一时的状态。但至9世纪中叶(841年),西藏地区的佛教却因以郎达玛为代表的贵族豪强势力破坏而一度衰微。经过七八十年,佛教复兴运动才又开始,这就是被称为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当时身为虔诚佛教信徒的阿里古格小邦王子     

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交流

自先秦始,中国与印度已有经济文化交流。中印之间最古老的交通线即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线路之一——"蜀身毒道",其主要路线区域就是《史记》所载之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商道逐渐发展为官方通道,进一步促进了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展览赴印度展出

2011年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年。7月22日,由上海市档案馆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合作举办的“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展览在印度新德里的阿扎德总理府画廊举行。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与特色

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汉族地区。从此,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中国佛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特色,有了像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明清时期,并成为最主要的佛门修持。这个现象,揭示了中国佛教的两大思想基础——般若与净土。     

白族佛教艺术的稀世杰作——封面大理国宝档案之阿嵯耶观音铸像赏释

相当于我国东周的中期,古印度的大圣人释迦牟尼创立了辉煌的佛教文明。大约在东汉初年,经贯通亚洲的丝绸之路,佛教从新疆传入中原,或许更早些经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传入洱海地区。佛教传入洱海地区后,特别是南诏、大理国对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经两朝皇家的倡引,使南诏、大理奇迹般成为佛国。而在佛教诸佛、菩萨、尊者、阿罗汉中,阿嵯耶观音是大理白族缁素两众最为信奉的第一神祇。     

茉莉来华路线考

茉莉自传入中国,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成为香花"魁首",并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产生《茉莉花》经典民歌曲目。茉莉自域外传入中国,年代甚为久远,学界对其原产地多有异说,其中以大秦、波斯、印度、越南等说法影响较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借鉴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考证出茉莉沿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自印度传入中国。     

漫谈我国佛教的饮食习俗

自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千多年来,对中国各民族饮食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南梁对佛教的内规式法律调控——以梁武帝制荤腥戒为例

中国佛教发展的早期,佛教保留有印度佛教的特征,与中国世俗皇权还不能完全融合。国家统治者也开始逐渐摸索控制佛教的方法。南梁梁武帝作为一朝君主,也以笃信佛教闻名历史。他在位期间,为促使世俗法律调控并改革早期佛教作出了较大贡献。制荤腥戒从佛教规则内部来规范僧侣活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通过研究制荤腥戒的背景、过程,评价荤腥戒制定的效果及影响,理清中国世俗皇权法律促使早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脉络,对探讨皇权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犹有意义。     

敦煌变文《四兽因缘》考论

敦煌变文《四兽因缘》中四兽本生故事的题材源自8世纪出现的藏文佛典。此藏文佛典又是据印度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翻译而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大力提倡、弘扬吐蕃佛教,是促进藏文佛典中四兽本生故事在敦煌僧侣中传播的重要原因。从形式上看,《四兽因缘》具备了汉传佛教讲唱文学的特点。敦煌变文《四兽因缘》是古代藏传佛教文学与汉族通俗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古代汉藏文学交融的结晶。     

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汇

在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年一前232年)统治时，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天竺(当时中国称印度为天竺)各地，并不断向四周扩展，终于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逐渐传人中国。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汉明帝夜梦金     

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

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方立天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以后，不仅对我国的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给予了影响和渗透，而且与各类民俗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甚至有的民俗简直就是中土与印度佛教的混血儿。正是随着佛教的流传，我国的民风民俗在不断充实、变化，佛教气息、佛...     

论南梁对佛教的内规式法律调控——以梁武帝制荤腥戒为例

中国佛教发展的早期,保留有印度佛教的特征,与中国世俗皇权还不能完全融合,国家统治者也开始逐渐摸索控制佛教的方法.南梁梁武帝作为一朝君主,也以笃信佛教闻名历史.他在位期间,为促使世俗法律调控并改革早期佛教作出了较大贡献.制荤腥戒从佛教规则内部来规范僧侣活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本文通过研究制荤腥戒的背景、过程,评价荤腥戒制定的效果及影响,理清中国世俗皇权法律促使早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脉络,对探讨皇权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犹有意义.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中古佛教寺院与生态和谐

佛教寺院,作为僧侣修行的场所,历来被视为佛门圣地灵境;寺院也是佛教传播与世俗社会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寺院建设在佛教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天下名山僧占多”,无论在自然生态抑或社会文化生态方面,佛教寺院都体现出一种和谐美,为世人展现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画卷。     

塔的起源及其文化意蕴

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园林中,塔以其造型精美、意蕴丰富而成为一朵瑰丽的奇葩。我国现有许多城填或风景胜地,不少是以塔作为重要标志。然而,塔并非我国固有,它本是佛教建筑,东汉初年随佛教一起自印度传入。塔在传入后,立即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历代的建筑风尚、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本身也因此具有丰富的超越宗教象征的文化意蕴。佛教的传播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利用佛经进行说教;二是用形象化的实物或图画进行宣传。塔就是最突出的形象之一。梵文称塔为Ｓｔｕｐａ,汉文佛经译为“堵波”、“浮图”等。据传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火化遗…     

长安——古代各民族语言的荟萃地

随着汉唐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位于东西方交通咽喉的长安城成为西方诸国来中国、东南亚各国与西域交往的必经之路和中转站,外来文化大量涌入长安,以古代各民族语言翻译为前提的中外文化交流在这里大放异彩,长安城成为东西方闻名的大都市。当时在东方就流行着“大道往长安”的名言,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这座神奇的名城。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政府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交往最频繁的是日本、波斯、印度和东罗马等国,往来最多的是使臣、僧侣和商人,他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远万里跋涉,带来了奇珍异宝,带来了离奇古…     

印度圣迹·山奇大塔（二）

印度佛教圣地“山奇大塔”,拥有众多美丽89佛教雕刻艺术,经西方考古学家研究报道后享誉国际。本文作者综合各方面资料并亲临现场采风后整理成文,《中外文化交流》将陆续登载以飨读者。     

试析《肇论》对中观思想的运用

中观思想传入中国始于鸠摩罗什对印度龙树所作《中论》的翻译。佛教中观思想主要指以大乘般若学的缘起性空理论为基础，不偏不倚、不落两边、非有非无、双遣有无的思想。其宗旨在于破除执着于有或无的偏狭观念，正如《中论·观四谛品》所说：“离有无二边，故名中道。”中观思想有如下几个重要概念     

周永年与苏州佛教

佛教自孙吴赤乌四年传入苏州,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所以苏州佛教传承悠久,信徒众多,在当地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明末苏州居士周永年的家族世代为官,清正廉洁,素有奉佛传统。周永年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面临明末动荡的政治局势,毅然放弃科举正途、皈依佛教、担当起保护地方文化的重任;周永年积极投身佛教事业,雕刻佛经,布施僧侣,尤以所编撰的《吴都法乘》影响深远;苏州佛教尚文尚佛的特征,在明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寺院因得到文人的资助而缓解了经济上的困境,包括周永年在内的"四大高僧"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积极革除影响佛教发展的弊病。他们同门下文人居士一道,推动了明末苏州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