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意义

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和所指即音响形象与概念结合所构成的整体。此概念的提出对符号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简单分析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及其任意性,并通过具体的事例分析说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帮助语言学习者更深刻理解他们含义。     

能指·所指·任意性——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解读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在语言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着争议。本文主要通过对任意性的含义的论述,试图揭示这一理论的内涵,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     

从"言(象)意说"和"能指"、"所指"理论看中西绘画差异

本文旨在从比较中西两套艺术话语系统这一角度阐释中西古典绘画题材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较发达,西方则更擅长叙事性绘画,如历史画、宗教画.中国的"言(象)意说"和西方的"能指"、"所指"理论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它们都体现了"图像"与"话语"的关系;不同点体现在四个方面整体结构、两对范畴的含义、每对范畴的关系和侧重点不同.不仅"言"、"象"、"意"这三个范畴及其关系在<易传>中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并且其整个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易经>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息息相关;"能指"、"所指"理论所体现出来的对文本深层结构阐释的嗜好,与西方人重视文学叙事性的传统一脉相承.     

“言意之辩”到“能指”与“所指”

从对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入手,分析两者的关系,再追溯到中国的言意之辩;从历时的角度对言意之辩内容的演进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言意之辩与能指与所指的异同点。并据此提出中国古代言意之辩与现代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建设与拆毁之间的存在、联系。     

庄子“轮扁斫轮”及其言意学说

一、意不可言传的理论根据《庄子·天道》有则“轮扁斫轮”的寓言,用以阐述庄子意不可言传的理论,为论述方便,不妨引述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失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     

《红字》中符号“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探寻

在美国经典小说《红字》中,作者霍桑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与符号"A"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红字"A"的所指为三个主要人物: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珠儿。另一方面,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红字"A"的所指为"A"的词汇扩展:红字"A"由Adultery到Able再到Angle的变化。     

“以言破言”与“能指优势”——论中西文学批评在语言意识上的一个差异

“以言破言”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言说方式之一,其源于对不可言说之物表达的需要,体现了中国文学解决言意矛盾的一种策略和智慧。现代西方文论、尤其是文本批评,则强调文学言说具有“能指优势”的特点,突出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言破言”和“能指优势”两种理论的比较,阐明中西文学批评在语言意识上的差异和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     

庄子“神明说”的现代阐释

庄子的“神明说”以精神为最高本体,以实现精神超越为宗旨。他不仅揭示了精神对于人类的本体性意义,同时揭示精神的无限潜能以及开发潜能的幽径。     

言意共生:语文教学的原点和归宿——苏派“言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通过对苏派"言意教学"已有成果与课堂实践的追问,尝试从原点破译"言意共生"的语文本质:立足"言"之根本、求索"意"之灵魂、翘望"人"之新生。据此来指导"言意共生"的课堂实施:构建语文的"科学世界"、追寻语文的"文学世界"、生成崭新的"人的世界"。并提出"言意教学"立足语文教育哲学视阙的新发展:"言意"本体的当代澄明、汉语哲学的诗意回归、生命实践哲学的鲜活再现等。     

能指与所指的舞蹈──“先锋实验诗”的修辞策略

从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来自世界图景的宏观影响和中国现代性的要求之下，中国的“先锋实验诗”以其特定的修辞同义手段组合；形成了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而能指的充分物化、所指的意义更换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激唤这三种修辞策略，就是诗人为了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在言语信息内容与言语符号形式的组合过程中，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语言使用效果的控制方法。“先锋实验诗”整体表达效应的成功与否，就完全取决于诗人对这三种修辞策略的变量调整。     

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移用到修辞学上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言语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的新说，用之以阐明转义修辞现象的形成过程、形式建构、内在规律和使用效应，并对转义修辞现象在言语义向语言义即词义转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作了专门论述。把本来就密不可分的语言和言语结合起来观察和研究，是既有益于语言学本体，也有益于修辞学的，可以同时促进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发展。     

维特根斯坦与庄子语言言说之比较

20世纪西方卓越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出发,提出了"可说"、"不可说"的概念,并用"不可说"来形容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神秘之域"。而纵观中国哲学史,先秦时期的庄子也发现了语言表达无形的"道"的局限性问题。但相处不同时代的两位大师针对语言的这一局限性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彝族《撮泰吉》“寓言”的所指与能指解析

彝族《撮泰吉》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它像一个寓意丰厚、启示深奥的寓言,在奇特的形式所指之外,还有许多能指的内涵。它既是一丛"活化石",又是一部"启示录",对彝族古代历史文化乃至于对人类历史、人的个体生成、农耕文明和民族关系等等,都有特别的思考与展示,让人从中得到许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启迪。     

庄子“物化”说与立普斯“移情”说比较研究

庄子“物化”说与立普斯“移情”说作为探讨审美过程中“物”“我”双方情感交互现象的重要文论,具有跨越国别和时代的相似性,同时,又因二者所依托的文化传统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特征。本文将立足于二者的文本阐释,从心理机制着手,探讨二者的相似性,从理论内涵和文化根基出发,论述二者的不同之处。     

为“指鹿为马”一辩——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分析误译的价值

指鹿为马本来是个贬义词,意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是从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角度来讲,指鹿为马式的误译在翻译研究中却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庄子哲学的内在转向与其言意观的关系

本文从庄子的道论出发，指出庄子在体道的途径上由认识转向直觉体悟的过程。与这一转向相应，本文探讨了庄子在对“言”的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一是“得意忘言”，二是庄子对言说本身作为一种行为的重视。本文认为，这两种态度是相统一的，是由庄子对道的直觉体悟方式决定的。     

在比较阅读中“言意兼得”

比较阅读是实现"言意兼得"的有效途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同一教材同一语言点、不同教材同一语言点、不同教材不同语言点的异同,让学生经历自主发现的阅读过程,逐步培养阅读能力,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作为充分能指与任意所指的诗歌意象——试析玛丽·奥利弗与西尔维亚·普拉斯两种不同的“黑莓”意象

诗歌话语具有极大的"独白"性,它的晦涩难解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诗歌意象的任意所指与其所指的变换游移。诗歌意象摆出一副敞开的姿态,但其无限性却常常被误读为拒绝阐释的自我封闭。文章借助索绪尔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概念、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以美国近代女诗人玛丽.奥利弗的《八月》与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采黑莓》中的"黑莓"意象,解析了诗歌意象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及其"喻指的能量"。     

《沧浪诗话》与“言意关系”

严羽的“言意关系”观不仅体现了严羽本人自觉的诗歌文体意识,更体现了其诗话理论系统的整体性。诗歌创作的本色当行,别材别趣．落实到语言上,就是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一唱三叹之音”。而也只有这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歌语言,才是真正的本色当行,才是符合论者审美理想的含蓄蕴藉之诗。     

论索绪尔的“任意性”与汉语有形符号的特异性

从文字系统考察。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理论只适用于拼音文字系统，不适用于表意文字系统。汉字——这一有形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有着内在的联系，非任意的，且有其自身的特异性，即：象似性、理据性、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