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

元宇宙预示了数字革命序列中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整合,在昭示着互联网产业大变局之时,也同时宣告着对传播领域的重塑和搅动。虽然"元媒介"的概念先于元宇宙而存在,但它却准确预言了在数字时代新旧媒介相互构成、相互塑造、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基于这种辩证关系,元宇宙正在加固一种"对传播的传播",即"元传播"的过程。于是,作为元媒介和元传播的元宇宙体系以其内在机制和技术特征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召回了语境与共识、声音与言语,同时显影出此前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的自反性与基础设施特性。与此同时,元宇宙也以去身体、去真实、去开放和去隐私,警告着传播在这场变革中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影像时代的"多媒介革命"

社会的发展史也是媒介的发展史,媒介的演变革新对社会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当今社会,媒介的影像时代带来了文化的"后现代":影像代替文字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社会话语逐渐向视觉化转型;同时,媒介的多样化促成了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决定着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多媒介共同作用,推动着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多媒介革命"进程,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介绍"多媒介革命"的概念,阐释其文化内涵,分析"多媒介革命"带来的海量影像在大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中产生的革命性意义.     

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基于内涵与外延的本体论阐释北大核心

从广播电视到视听传播的演进,伴随数字时代的变革不断被注入想象力;对这种变化加以本体论视角的观照则体现相应的重要价值。本文着眼于对"视听传播"这一核心概念的阐释,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的辨析探讨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视听传播何以在不同社会层面实现语境化的意义生产,由此,尝试对视听传播的发展进路提供一定启发。     

危机传播:无需逃避的现代性“陷阱”

我们已经身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的风险"。新媒体的普及和蔓延更增添了危机传播发生的机会,而媒介融合则将这一局面搅动得更为复杂和多变,许多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经验和观念遭遇空前的困难。当"危机传播"遭遇"媒介融合",我们需要全方位地重新思考"危机传播管理"这一命题。从本期开始,本刊邀请两位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青年学者王朋进和来向武,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危机传播管理"从理念到操作的层面进行探讨。     

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

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在此基础上,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演进,使"传播"转向"交往"——一种具有数字实践性的交流-行动。数字交往论是以交流-行动的同一性与实践的泛在性,对两种重要的交往哲学"精神交往"与"交往行动理论"做出回应。数字交往论的视角,是要将新传播视为一个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这将有助于重新发现理论。     

流动与嵌入：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实践与拓展

在村落社会展开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性研究,探究村落与文化的变迁,是媒介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网络社会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流动性加剧的问题。流动性既是今天村落社会的重要特征,还成为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生活。流动性作为媒介人类学介入村落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具有不同层面的表达：首先,是时空上的流动形成新的村落社会关系;其次,是媒介技术促发的信息多元和网络中的流动,塑造出村落社会新的流动性景观和文化。对流动性的重新理解是对当下开展村落研究的一种拓展,但同时,这种流动又深嵌于村落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之中,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结构和关系系统中对社会事实进行总体把握;须将流动和嵌入视为媒介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操作性路径,围绕和聚焦人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探索,进而为乡村传播在数字化时代提供新的方向。     

媒介融合视阈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媒介认知属性研究

由于数字技术在传播领域中从理念到实践的广泛应用,媒介融合已成为一种结果,呈现于当前的媒介环境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媒介形式。面对日益复杂的媒介格局与更加多样的舆论环境,探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媒介认知属性上,作为传播历史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历史的艺术形式,以及在媒介融合视阈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成为受众认同历史的影像传播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理解公共广播电视

本文在公共理念和现实政策两个层面讨论了媒介公共性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问题。作者首先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和"媒介公共服务"等概念进行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和评价,以此拓展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丰富内涵和内在矛盾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现实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可能涉及的产权、参与机制、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以此提供一种理解媒介公共服务的理论视野与政策框架。     

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

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播的研究中,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还是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微观层面考察具体场域中民族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这些研究取向都要面对如下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些研究中寻找到不同个案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起民族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将民族传播的研究置于"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媒介化"、"日常语态"和"超越乡土",并阐述这三个基本分析概念的彼此关联。最后,文章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进路应该把握住"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和"媒介意义"三层关系。     

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介:一种实践分析取向的出现

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媒介技术社会已然成形,数字媒介研究的实践分析取向开始出现。该取向从社会学实践理论和人类学媒介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并与重建传播学范式的各种努力联结在一起,成为突破人与媒介二元关系的方法论视角。目前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媒介实践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数字媒介与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数字媒介与日常交往,数字媒介实践中的能动与结构。本文指出,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研究日常生活特性与数字媒介实践的交互关系;从技术哲学路径重新理解数字媒介;结合实践论与存在论回答人与数字媒介的根本性关系。跨学科、混合方法和再造人类本体论或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三个趋势。     

大众传播视角下的博物馆功能初探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博物馆的活动空间和影响范围超越了馆舍的局限,更多地具有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目前,国内对博物馆功能的探讨集中于如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实践层面集中于教育功能、服务功能、宣传功能等的研究,而对于博物馆传播效果和模式的分析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功能在社会层面的实现。博物馆文化传播模式和效果的研究,以受众、历史文化的当代传播、跨文化的交流等作为思考博物馆功能之时的核心问题,探索博物馆作为进行文化交流和社会沟通的媒介;在理论层面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探索历史文化的当代传播模式,探求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在社会实践层面探讨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与博物馆作为一种媒介之间的解释性关系。     

作为叙事的传播：“媒介事件”研究被忽视的线索

当前的媒介事件研究大多聚焦于事件边界概念和社会功能属性的考察,忽视了戴杨、卡茨的理论创建是立足于大众传媒以讲述故事的独特叙事方式对事件的探索。本文以媒介事件研究的“叙事”为核心,围绕这一概念的应有之意、价值意涵等方面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叙事作为一种符号资源的结构系统,既是媒介事件的建构语境,也是实现社会中心神话权力的关键来源,系统内的诸要素在数字技术驱动下被再度分配,导致事件语义功能的割裂与语用关系的转型。将叙事的概念与媒介事件理论相勾连,不同于当下学者们对事件研究的细分领域,而是基于戴杨、卡茨“媒介事件”研究衍生而来的,重新考察媒介事件这一经典理论的分析视角,在方法论和理论创新层面具有一定意义。     

传播学的边界——对《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再思考

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缘地位由来已久,李金铨认为,它面临学术内卷化问题,正在走向画地自限,逐渐封闭。本文试图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为例,探讨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以"泛传播"、"泛媒介"的概念重新审视传播学,认为语言、文字皆是媒介,传播是人的一部分,人不可与世界无交流,即不可无传播,传播学者可跳出狭隘的媒体观,落脚于"传播"二字,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播学,拓展传播学的边界。     

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

本文立足于媒介仪式的概念体系,以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为个案,尝试探讨数字媒体环境下社会文化生态被编织和塑造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方式。研究认为,社会整合是媒介仪式的基本功能,展演是媒介仪式的基本实践方式,而诉诸情感则是媒介仪式的基本传播逻辑。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强化而非弱化了媒介仪式的上述特征,媒介逻辑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受到权威性力量更高程度的重视。本文据此得出结论:数字媒介仪式是一种用户广泛参与和深度介入的仪式;媒介仪式的传播有赖于对中心化和层级式的媒介逻辑的延续;数字媒体文化理论的发展要立足于对“网络化实践”的解释。     

“当下主义”的微叙事:作为后现代转型的新媒体叙事研究

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当代社会呈现一幅“微时代”的“微文化”景观,在此语境下,媒介叙事从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宏大叙事,转向新媒体为代表的后现代“微叙事”范式。从移动传播这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野看,这源于新媒体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已超越了工具论而上升至媒介化层面,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新媒体的技术偏向是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断裂性,这决定了新媒体叙事隐喻了一种即时性、碎片化的微叙事范式。该范式转型从认识论的高度蕴含着重新衡量和表达事物的思维方式:“当下主义”,它在叙事中试图把大量时间压缩在一个时空瞬间,在聚焦当下的同时忽略过去与未来的向度,其本质上是区别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社会的数字时间观。     

关于数字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主体传播权利的再思考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传统媒介背景下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传统似乎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以至于构建在传统媒介环境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难以获得研究者所期待的显著效果。基于这一背景,针对数字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研究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本文试图从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让媒介素养教育主体充分享有"传播权利"入手,通过对数字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主体传播权利的再思考,提出道德伦理与传播权利二者之间的平衡作为数字环境中媒介素养的新目标。     

媒介环境即生命政治——数字时代的“有机体”话语与主体追问

当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媒介技术的高歌猛进,与媒介哲学研究的迟滞形成鲜明对比。人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与反馈成为学术书写的主流叙事,而对人的生命本质与存在方式的追问却被搁置。通常被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预设的"有机体",在数字时代需要被重新审视,全新媒介环境具有颠覆有机体存在的潜能,进而对关涉有机体的生命政治彰显出巨大的型塑力量,"社会有机体"或彻底沦为理想型概念。本文强调,媒介环境即生命政治。通过对有机体不同向度的诠释,本文发现二者在前提预设、理论阐发、实践勾连、观念指向、现实关怀等诸多方面的共通,为媒介哲学层面的主体追问提供了对话平台,对重新理解媒介、存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新视野。本文进一步指出,缺乏主体观照的媒介环境学是肤浅的,而忽视媒介环境的生命政治是抽象空洞的。     

融合传播的认知影响与平衡策略

融合传播作为数字技术应用从理念到多领域的实践,是媒介融合的结果呈现,也是当下社会信息环境的主要表征。在社会重大变迁的背景下,不少学者从功能主义出发,探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在融合传播影响下的实然现状或应然之势,关注着融合传播方式科技化、智能化、多样化转变的特征与操作路径,但社会关怀和批判思考仍比较缺乏。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学理论,分析融合传播环境下信息与知识生产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公众社会认知造成的巨大影响,并反思这种媒介生态导致的认知不和谐问题,为泛媒介化社会生存提供对应策略。     

新闻传播学专业案例教学的理念与实践

新闻传播学专业重视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在媒介教育中实施案例教学是可行且必须的。目前,案例教学在新闻传播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远未引起传媒教育者和相关决策者的重视。已采用案例教学的媒介教育实践,却在教学程序与方法、案例选择与使用、教学效果评估等层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提出在媒介教育中实施案例教学,应拥有:回归"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学习者的课堂互动性与创造力、重视案例库编制与更新的基本理念。近年来案例教学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运用与发展的实践表明,其作为一种有助于革新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方法的新尝试,已有可圈可点之处。展望媒介教育的未来,案例教学可望在新闻传播教育的各分支领域全面落地开花。     

"全媒体"概念辨析

"全媒体"是近年来中国传媒业界十分关注并在传媒实践中积极应用的核心概念.但是,对于这一整合媒介形态和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新传播实践活动,相较于传媒业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中的突破,传播理论则显得有些滞后.对全媒体传播的理论探索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从全媒体发展的实践应用出发,试图对全媒体概念及内涵进行辨析,分析全媒体传播的基本特点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引起传播学界对全媒体研究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