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文化救国论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位大师。上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他试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试图文化救国。但是他的文化救国论,根本就起不到救国的作用,而只能作为一种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胡适白话文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现代白话所代表的现代观念是传统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指标,胡适在不同思想脉络缠绕的“五四”时期,以白话文理论构建了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其理论恰好契合了“五四”时代对历史现代性的要求,不仅使得中国文学突破传统的窠臼,进入到现代语境中,并且参与了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与古代文化形态的分野。因此,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谈胡适的文化思想

胡适是我国现代化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反对中国“惰性化”，主张向世界先进化学习，曾对中国现代化的兴起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由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使他未能在化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这也是胡适本人的一个悲剧。     

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读与教

王富仁在《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说,20世纪有四个人中华民族是不会忘记的,分别是：孙中山、毛泽东、胡适和鲁迅。他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缔造者＂＂我们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象征＂。如此重要的     

胡适的读书生活和对子女的教育

一、胡适的读书生活 胡适是对中国现代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伟人之一。在学术上,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作为一名拓荒者,胡适把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上去,从而拓展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胡适的嗜书如命分不开的。     

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社会上的广义的"仁人志士"通常所抱有的庞大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其整体上的思想质地,既有现代性与传统的贯通,又有西学特色与民族文化要素的结合,属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新气象。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胡适是最有清醒的、自觉的和鲜明的"文化使命感"的一位,他对于"文化使命感"的反复提出(从"为国造因"到"再造文明")及其践行,实质乃是一种"文化报国",即从深沉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本着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把握,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包括文化国情),而立志以个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报效于民族和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整体的思想文化建设,又集中表现为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的一种可贵的努力。如果说有什么"胡适思想"的话,此即"胡适思想"的精髓;如果说有什么"胡适精神"的话,这同样是"胡适精神"的最具光彩、也最具深刻文化价值内涵的一面。其实际的社会影响,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之一。     

承继与选择:胡适与徽文化地缘关系论衡

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范例,胡适因为父母的教育和家乡环境的熏陶受徽文化的影响很深。胡适自身对徽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胡适与徽文化的地缘关系十分重要,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因素在胡适的文化思想背景中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胡适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态度,传统与现代在胡适的身上是并存的而不是对立的。     

论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

胡适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曾经并未得到正确评价。他在文学革命、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民族文化反省、整理国故等各方面的建树令人惊叹。“发现胡适”的同时,会看到他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形象和地位。     

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思想探析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用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结合乾嘉朴学与西方的实验主义思想,逐步构造出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方法。本文试从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基石和核心两个方面,来探讨他是如何将科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丈化相互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开辟新的思路,以此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     

试析徽州文化精神在胡适文化心理中的积淀

胡适是从徽州走出来的，走向了世界，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人，胡适并未对传统文化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胡适曾经坦然承认徽州故里的生活经历，浸染的徽州地域文化精神是构成他的思想进程的重要背景，在胡适的文化性格里沉淀了许多活跃的徽州因子，或隐或显于胡适的生活方式里，而且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政治思想、文化心理等都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影响。程朱“新儒学”、戴氏“汉学”与徽州商人文化就是徽州文化得以坚实、稳定的两个对立统一的层面，即形而上的精神，形而下的物质力量。本文将从胡适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拣出这儿个积淀在胡适文化性格中徽州文化精神的因子，微观地分析徽州人文精神与胡适文化性格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的基础,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并通过对过去的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探讨和比较,寻求中国未来文化的出路。他认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出路,既非西化,也非复古,而是创新,中国未来文化的“新方向”,应以“造成以精神之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为中国未来文化的“总纲领”。     

“形而中学”的意涵——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美学诠释

徐复观以“心的文化”立论来疏解中国文化,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意旨,因而,他消解“心”的形而上倾向,进行“形而中学”的意蕴阐释。     

汉民族“和合”文化观与社会和谐研究

"和合"文化是中华的精髓,它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完整的内容体系,对于形成良好和谐的人和自然关系、人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卓越的指导思想。"和合"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基础,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洪水论——蔡元培对“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定位

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发展比作"洪水",他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主张对其进行必要的"疏导"。蔡元培极力推动发展科学事业,但对当时运动中占主流的科学主义却持有异议;他倡导向西方现代社会学习,但主张对西方文化的引介要全面;他是解构经学意识形态的倡始者,但却不是简单地否定旧文化;他始终把文化发展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主张在救亡与启蒙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洪水论"蕴含着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深刻而又全面的理解,体现了一位成熟思想家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试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文化关怀一生未变 ,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贯穿了此种文化追求。他称清代考证学为“清学”,并以之比拟西方文艺复兴 ,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沟通、中国文化能在沟通与融合中得到淬砺。梁启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学术史并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 ,然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失。     

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观

陈寅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以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和"放眼看世界"的文化视野,提出在文化交流中坚持"文化本位论",并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深刻的阐述。他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对当代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初探

经济全球化不能以牺牲民族文化作代价去实现“文化全球化”。以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创作而论 ,他并没有全盘“菲化”而只是部分“菲化”。他在注意吸取西方文化和融会菲律宾本土文化的同时 ,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华族文化的独立性。也就是说 ,他的“菲化”并不是以消解华族文化为代价     

从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周作人文学史观管窥

中国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是无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长、生机勃勃上,即个性发育上欠缺的文化。他输入歌咏儿童的文学,提倡"梦想的精神",主张适当地禁欲,并指出婚姻生活中"爱是移动的",需夫妻双方不断地创造。就一个人的教育而言,他非常重视性的知识,于当时的复古颇盛的文化风气中坚持自己的个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开始了由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时期。他所面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感慨于除却忍从屈服,生活总是为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买卖制度而牺牲。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文学观也逐渐地完善,指出中国历史上晋文里开始增加了小品文的色彩,初现具有个性色彩的文学。     

郁达夫对战时日本文化的批判

郁达夫于战时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郁达夫认为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抄袭”,缺乏创造性。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文化也走向倒退。作家堕落,作品内容趋于反动,文化生活十分空虚;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使日本成为毁灭人类文化的敌人。然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隋唐之时曾“开发倭夷”;将来“建设东亚新文化”,责任也还在“我们的肩上”。     

刘少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问题作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在经济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从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的重要建议,重视"三农"问题,关心对外贸易工作,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政治方面,探索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在文化方面,关心文艺和文化建设;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分配体制改革、关心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