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屯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侉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地域会馆与商帮建构--明清商人会馆研究

商人会馆的出现，是晴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大宗贩运贸易兴起的产物。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会馆，实际上是贩运商帮建构的表象和媒介。会馆组织的建构和发展，是贩运商人通过“笃乡谊，祀神祗，联嘉会”的化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实现群体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商人在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把社群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结果。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官僚经商与六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官僚的普遍经商,促进了六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传统的商业内容发生了变化,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六朝官僚经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商业的发展,但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官僚经商导致了商人的官僚化,进而出现了商人干政的局面。同时,官僚商人对劳动人民盘剥,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官僚经商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其积极作用。     

清代山东商人在北京的商贸活动研究

清代北京城的商业活动中,山东商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顺治年间始,招远、莱阳、海丰(今无棣)、黄县、章丘、曹州府等地的商人先后开始了在京城的商业经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绸布业、饭庄酒馆业、粮食业等,此外还有油盐、石磨业。山东商人在京建立了山东会馆、齐鲁会馆、山左会馆等十四个会馆。清中叶后,山东在京经商人数逐渐增多,规模也逐渐扩大,使得山东商人有资本和实力与山西商人共同把持北京的工商业发展。     

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以社旗山陕会馆为例

山陕会馆是山陕二省商人在客地集资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同乡会馆。本文以关公为主,兼谈药王和马王三位神,分析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现象,认为神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作用。     

桂北会馆的历史见证——对三江县福建会馆及其碑文的探析

本文根据调查和文献资料,认为广西三江县丹洲镇的福建会馆是桂北地区外地商人会馆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保存于福建会馆旧址的福建会馆碑记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该福建会馆对桂北地区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反映了外地商人的进取精神,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清朝中期广西外地商人会馆及其组织的发展水平和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充当的角色,而且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妈祖"信仰对闽粤商人在外地商业活动的巨大影响.今天,东部经济组织在广西经济中仍有重要作用.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地域文化的差异、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中国官府对市场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是商人会馆产生的催化剂。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地域文化的差异、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中国官府对市场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是商人会馆产生的催化剂。     

清代怀庆会馆的历史考察

怀庆会馆是清代以来河南怀庆商人集资建造的活动场所，是怀庆商人发展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分布在各地的怀庆会馆，为将怀药推向海内外市场，谋求怀帮贸易更大的发展进行了多方探索。它的兴衰是怀庆商人兴衰的重要标志，并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怀庆商人的经营策略与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展显出河南商业文化的特色。     

两汉商业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及其价值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是目前所见反映明清时期商业城镇发展和市场层级状况最具价值的资料之一.会馆的创建、重修经过可展示该帮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也间接地反映出会馆所在城镇的商业发展脉络.碑铭所镌捐款部分是研究商人经营活动和市场实态最为翔实的资料,其所显示的各城镇商业规模和特色,以及腹地范围等信息是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关于抽厘率的记载,可据以对商业规模进行估算.     

汉口“咸宁会馆”考略

近代汉口咸宁会馆的创建者,有人认为是陕西咸宁,也有人认为是湖北咸宁,但述及该会馆的著述并没有提供最原始的直接证据。一般推理固然有其价值,而一手的史料更具明证的意义。考之《续汉口丛谈》、《咸宁市志》中的《钟台书院碑记》以及钟台书院纠纷案档案,可以明确断定汉口咸宁会馆是湖北咸宁所建。咸宁会馆本身虽然是同乡商人会馆,但在汉口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中也曾有过一定的贡献。     

论近代甘肃生态环境变迁的社会根源与趋势

近代甘肃生态环境变迁的社会根源,一是生产生活需要支付生态环境成本,如森林草原转化成能源和建筑材料;农牧农林转换毁坏林草植被。二是社会动乱使生态保护处于失控状态;军阀、官僚、商人为获取财富随意毁坏自然环境。生态变迁的趋势是人地关系总体趋于紧张;水资源减少与干旱成为生态恶化的典型特征;国家政策对生态环境影响明显;生态破坏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构成恶性循环。     

同业公会视阈下的晋商会馆制度安排

较之同业公会,商人会馆的功能更加复杂多样,但晋商会馆一方面以神道助教化打造诚信的经营氛围,另一方面以行规业律等形式,规范山西商人的市场行为,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出近代"同业公会"才具备的纠正行业经营弊端的作用.     

贺州商业会馆历史考察报告

文章以记实的方式,介绍了作者考察贺州地区若干商业会馆及其相关因素的过程及结果.以历史时空观为出发点,展现了近代桂东南地区市场的基本结构,阐述了民间力量在促进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商业会馆的一些特征和商人的一些价值追求,提出了保护、利用商业会馆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建议.     

唐代商人入仕析论

秉承传统的四民分业与重本抑末思想,唐朝政策律令禁止商人入仕。然而,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前后不断,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唐政府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扶商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寻求政治出路的结果。而唐朝官僚制度的缺失、科举制对身份限制的弱化、地方势力的增长等因素,无疑也助长了商人入仕现象。唐代商人入仕,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社会士商之间的界限,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对近代百色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由于跟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核心领导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会馆.从档案史料中看到,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接壤滇黔桂的百色地区,就相继建立了多个粤东会馆.最初会馆以满足粤商屯货、转运、交易、留宿、集会等需要,后发展到以服务同乡商民为宗旨,努力创造一切为同乡商人客地经商的便利条件.会馆的建立及粤商的大量进入对百色建城建厅、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人口有着重大的影响.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①为透视点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为透视点简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