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复古文学思潮

复古与革新是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两个因素，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相互碰撞中，中国文学一方面能批评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理论。然而，从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学史上革新运动的先导，一般是复古主义文学思潮。例如唐代诗歌领域的革新则始于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和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复古思潮。在唐代散文领域，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衰深层原因探析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开始,经过唐宋派的冲击后,其间出现了中衰,但终于又在嘉靖中期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中继续进行下去。从其中衰的现象来看,包括"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消歇、唐宋派的冲击以及"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兴起这几个现象。要分析明代复古运动中衰的原因就不得不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探析。在探析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关于苏轼对司马迁的评价问题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态度,与他的治学方法、政治立场和人生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从史学角度评价司马迁,苏轼多持批评态度,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苏轼＂不好＂《史记》,似有一定道理,然从文学角度看,苏轼给予司马迁最高评价,说他＂不好＂《史记》,是难以成立的。     

胡应麟与王世贞的关系考论

胡应麟是明代晚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过从甚密,他的著作《诗薮》得到王世贞的肯定和赏识。胡应麟曾七次拜访王世贞并有很多书信往来,这种密切交往基于他们文学思想的相近。王世贞对《诗薮》的欣赏是一以贯之的,胡应麟在诸多方面受到王世贞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格调理论等。     

启蒙与现代的焦虑——以中医存废之争中的周作人为例

新派中人看似激进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利害上的考量,而具有了政治和历史的意义。近代中国关于中西医论争的性质其实就是复古与现代两派的对立与决战。"不想拼命"的心理底线,最终还是被纳入复古与维新的框架来应对。周作人在中西医之争中始终如一的态度是他知识分子的拯救和启蒙立场的结果。面对来自权力的舆论箝制,周作人文学上的办法是言此而意彼的冷嘲热讽。1950年代后有关周作人的调整或再描述的行动与方式是当时改造中的知识分子重新确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治及革命关系的反映。     

试论苏轼诗词文会通的主要原因

诗、词、文会通是苏轼艺术创作中的一大特色。文学观(特别是文道观)的进步与革新,对诗、文、画某些共同规律的理解、把握与运用,则是苏轼诗、词、文之所以能相互会通的重要原因。苏轼在这一过程中,将我国古代诗文的分野与会通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这又是他的一大贡献。     

漫谈苏词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巨匠,于诗、词、文、赋、书、画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当论及他的文学成就时,人们总是怀着敬意盛赞他对词的革新。史学家们说,苏轼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然而,他在文学上却是锐意革新的先驱者。苏轼以杰出的艺术才华把词同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结合,改变了传统婉约词独霸词坛的局面,从而在词坛上树起豪放一旗,同婉约词派一起成为词坛艺苑的两朵奇葩。     

元明戏曲小说中的苏轼形象

在元明戏曲、小说作品中,苏轼是重点描写和歌咏的对象之一。文人笔下的苏轼形象凸现了辛酸落魄、放浪疏狂、冷静旷达和耿直敢言等个性特征,与历史上的苏轼有一定差异。元明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苏轼的重塑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复古与尚俗两种文学风潮决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王世贞文学观三辩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派盟主,虽然在明代后期已经遭到袁宏道等人的批判,但仍被陈子龙等人赞扬和追随。然而到了清代以至于近代,对王世贞的认识大都持否定态度。明清两代不同的声音应如何倾听,我们又应如何看待王世贞？通过对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的多篇序文以及清代的《列朝诗集小传》、《明史·王世贞传》的对读,明清两代对王世贞晚年转变问题、复古问题及辞藻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严王之争与王世贞心态的发展变化

严、王之争不仅彻底影响了王世贞的政治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后半生人格心态之发展。随着严、王之争的展开，王氏以文章垂名不朽的人生志趣逐渐确立；严、王之争也改变了王世贞的文化心态，庄禅思想对王世贞文化心态的渗透使其形成出禅入玄的人生态度。心态的转变使王世贞的眼光更开阔，对于复古与创新、尊雅与尚俗之间的关系理解得也更为透彻，这使他超越了前后七子的其他成员，成为复古派中转变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不属于保守派－－王安石、苏轼经济思想之比较

王安石锐意革新，倡行新法，与之同时的苏轼在理财观念、商业贸易、摧抑兼并等方面与他的思想基本一致，因而传统观念把苏轼斥为保守派人物是很不恰当的。一方面，苏轼对新法中的疏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对新法中的合理笥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在坚持或废除新法这一场大论战的关键时刻，他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新法的观点。因此，苏轼应该视为经济改革中的稳健派人物。     

"鲜华"与"腐套"——论王世贞的应用文创作

王世贞的文章学成就受到学界的公认,但在应用文创作的得失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实际上,从应用文创作格式化与规范化的要求上来看,王世贞的创作不仅量繁质高,也中矩合度,甚至还能在规范中求变化,并透露出复古派文章向晚明性灵小品文过渡的气息,实为王世贞文章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钱谦益——明代革新文学的总结者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活动历经明末清初。钱谦益主要的文学贡献在于。一方面对明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又为有清一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钱谦益对革新文学的总结主要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首先他接受了阳明心学的洗礼，具体说便是对李贽的崇敬与吸纳；其次，他参与文学革新活动。与汤显祖、公安派成员等革新作家密切交往；第三，他反对文学复古，提出了相关的革新理论主张。     

王昌龄五古与七绝风格之比较及其创作心态试析

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成就 ,主要在五古和七绝两种体裁上。其五古显得严正肃然 ,高古劲健 ,饶有风骨 ;其七绝却呈现出华美婉丽、精工雕琢的诗风。前者反映了他对以陈子昂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的响应 ,后者则反映了他对文学复古思潮中矫枉过正的偏激有所修正的态度。将他在这两种诗体上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 ,与他的诗论结合起来考察 ,还可看出他以五古经营世务和以七绝遣兴抒怀的不同创作心态     

欧阳修对袁宏道及公安派影响考论

宋代作家除苏轼外,欧阳修对袁宏道的影响最值得引起关注。“崇欧”,既表明公安派的“宗宋”已走出其前期唯取法东坡的狭隘路径,也反映了公安派在更大层面上梳理文学传统、整合文学思想以抗衡复古派的强大阵势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欧阳修实为“参与”晚明公安派文学革新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位重要的宋代作家,而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文学革新也因获得欧阳修等宋代杰出作家的文学思想、文学性灵的裨益而更具丰富的内涵。     

论贺铸词的艺术风格

北宋中期,苏轼开创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艺术,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然而北宋后期的词家并没有沿着苏轼的方向继续前进,而是又回到了婉约派的老路。这正反映了文学上的革新与保守之争,说明新的文学流派要与旧的传统流派相抗衡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但这时期有少数词人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其中贺铸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

先秦以来,对于农耕与商贾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重农抑商”,一是“农商皆利”。中国古代诗歌在这两种思想影响下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中唐时期开始扭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诗歌创作领域有“农商皆利”的苗头,但主要倾向则是“贾雄则农伤”;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但往往着眼于朝廷与地方的政策层面;明中叶唐寅、徐渭、王世贞等人挣脱了“重农抑商”思想禁锢和“贾雄则农伤”的思维方式,在张扬情欲、自适快乐的新起点上与商贾契合,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     

试论陈子昂与汉魏乐府诗

在文学史上,陈子昂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上为唐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和其他开风气的文学巨人一样,他的作品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诗歌的表现形式,几乎都是五古而没有一首七言诗和乐府诗,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他创作成就的一些不同认识。如有人说:“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也有人说:“子昂提倡复古,他的古体诗学习取     

论苏轼散文创作及其对作文教学的借鉴作用

苏轼是一个天才文学巨匠，他在诗、文、词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是文学的集大成者。单从他的散文创作来看。苏轼散文无疑也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直至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瑰宝。而苏轼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于中学作文教学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论王世贞诗文主张的形成与后七子的结盟

作为明代后七子复古运动的领袖之一,王世贞复古思想的形成既有很大程度的被动因素,又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因素,李攀龙的影响是王世贞思想启蒙的根源,而后七子的结盟则最终从多个层面促使子其复古思想的全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