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

"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陶翰诗歌中的“兴象”与“风骨”

陶翰诗歌具有"多兴象"、"备风骨"、"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个方面的特征。"兴象"的特点多存在于陶翰写景诗与部分赠别诗中,"风骨"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其边塞诗与其余的酬赠诗里,而其怀古诗等则兼备了"兴象"和"风骨"两方面的特征。作为唐人重要的诗学理想与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兴象"与"风骨"在陶诗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陶翰也以此入选《河岳英灵集》。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理解陶翰是那个时期"时代共同风格的才华洋溢的实践者"。     

模糊数字在唐诗中的艺术体现

诗歌的创作离不开模糊语言,一首好诗总是意蕴深长,境界开阔,诗的物象与意象是完美有机统一的。诗歌作为生活的反映,是一种含蓄的美,中国诗歌不同西方诗歌大概也在这一点上。中国诗歌内容含蓄语言模糊,然而却意在笔端,味在其中。诗中大量运用模糊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是一个模糊的金字塔。在这模糊的金字塔中,模糊数字犹若一朵奇葩;这种现象在中国诗歌的典盛时期唐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诗作者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渗入模糊数字,使诗显得不同凡响,别开生面,诗中模糊数字的渗入为诗的创作繁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想见…     

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他们诗派”的语言策略

"诗到语言为止"是"他们诗派"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主张。其意在摆脱诗歌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使诗歌在语言上彰显自身从而获得独立性。"他们诗派"对口语及方言的使用让诗歌便于呈现真实的生活场景,使日常生活"陌生化",令人重新注意到诗歌语言符号本身。此外,口语的使用还具有消解中心的意义和生动真实的美学品质,让其诗歌与"口水诗"相区别。     

模糊数字在唐诗中的艺术体现

诗歌的创作离不开模糊语言，一首好诗总是意蕴深长，境界开阔，诗的物象与意象是完美有机统一的。诗歌作为生活的反映，是一种含蓄的美，中国诗歌不同西方诗歌大概也在这一点上。中国诗歌内容含蓄语言模糊，然而却意在笔端，味在其中。诗中大量运用模糊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是一个模糊的金字塔。在这模糊的金字塔中，模糊数字犹若一朵奇葩；这种现象在中国诗歌的典盛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论”发展轨迹

"诗缘情"与"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对重要的范畴,魏晋之前文论家评论诗歌以"诗言志"为主,在"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了"诗缘情"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把诗歌的"美"回归到了文学本身,从曹丕的"诗赋欲丽"与"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发展至革新派萧纲的支持和复古派裴子野的误解,最终在诗论集大成者刘勰这里把"诗缘情"与"诗言志"得到了合理的统一。     

把一切交给爱——泰戈尔及其诗歌

"诗歌是在翻译的时候丢失的东西",换言之,诗歌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翻译的,其形式与意味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实现"无损转换"。所以读惯了唐诗宋词的中国读者们常常觉得外国无诗,即便是读歌德、拜伦等诗人的作品也觉得没有诗味。但有一位诗人是个例外,这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泰戈尔的诗歌大多是散文诗,翻译之后似乎损失不大,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与文化上的接近性。泰戈尔诗歌的抒情与唯美,中国读者接受起来并无隔阂,其诗中弥漫的大爱情怀,更是超越时空的普世感受。     

语言符号学视域下的“诗性”与“散文性”——以中国诗歌古今演变之际的苏曼殊创作为例

晚清作家苏曼殊的作品凝聚了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诸多新变。苏曼殊诗歌的意象周演与典故穿插总是伴随着口语言谈的话语标识,与"散文性"的语法结构结合互动,使其成为检视、反思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代表者。文章在语言符号学的视域下,从表意系统、修辞机制与话语实践的维度考察"诗"之为"诗"的特性,借由苏曼殊的诗歌创作反思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进而探索一种语言学与诗学的汇通。     

试析《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言说困境及策略

六朝诗歌新变溢出了传统儒家的诗歌观念,这给刘勰总结诗歌发展历史并确立文体规范带来了论述上的困难.为此,刘勰调整了<明诗>篇的行文顺序.即先"释名以章义",后"原始以表末".他通过提出诗歌发生意义上的"自然"说,弥合儒家诗歌观念与六朝时期新的诗歌观念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文心雕龙>在<序志>篇中规定了文体论诸篇的行文顺序,然而<明诗>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之首,却在行文顺序上独与其他各篇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