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来源及其理想形态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互融,相互贯通,已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人类对二者互动的认识,远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先声,近察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思潮的涌动,都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外部性与克服这种外部性的理想世界设计而展开。追溯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想形态进行剖析,这种理想形态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全球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效互动是治理互动的主要方式;全球有效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两者互动达至善治的根本保障;全球责任与主权责任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动力源泉;超国家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理想载体和现实诉求。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存在被强势国家异化为一己之利的可能,因而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理念,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点,这一理念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中和”、“协和”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伦理观;而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以“全球共同价值观”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两者的共性、个性以及前者与后者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探讨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理论的关系问题,从而得出在面对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谁更具有实用性、谁能更好地满足世界需要的结论。     

“双碳”目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能源转型、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国内层面看,“双碳”目标对我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国际层面看,“双碳”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形势。如何统筹两个大局并把握“双碳”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双碳”目标引领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理念上时代化、目标上合理化、体系上科学化以及方法上智能化。基于此,应从内涵把握、制度建构、技术创新和全球治理等角度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碳”路径,并在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能源安全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提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战略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要义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转变为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全球治理比较二者可以在学术上作出边界区分。作为一个源自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需要提炼出研究的方法论。中国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需要作出相对稳定、具有共识性的国际定位;构建国际认可的全球治理的中国式理论;提炼中国的全球治理知识公共产品;设计一条国家合作、地区合作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的全球治理战略路径。     

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

本文定义了区域治理的概念和特征,认为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条件、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与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具有联动性和同向性;阐述区域治理的历史、安全、经济与文化等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区域治理格局中的外交定位,指出中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应该采取区域治理为主、全球治理为辅的外交政策,并认为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区域政策和区域战略实践,我国在第三个三十年的区域战略重点确定中,应当更加重视区域文化和区域生态合作,以使得国内各方资源可支撑,国际公共物品不透支,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相协调、可持续。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命题,是基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两大转型即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从现代化的初级治理向复杂的高级治理转变中所蕴含“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转型与完善”和“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两大任务。因传统的体制弊端与现实治理需求多样性,国家治理的部分领域失效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治理的价值、制度与技术的统一”,通过塑造协调的政治制度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民主治理与复合治理的基本要求,从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和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特殊性视阈下的大学治理

“治理”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在我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提出以来，“治理”被应用于社会各类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大学治理”也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中被频频思考与讨论。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治理”是对“管理”的超越，是管理理论自身不足及其实践乏力的结果。大学治理是由于大学实践过程中职能不断扩容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大学与社会过从甚密、与大学相关涉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使得大学的目标趋利化、权力碎片化、行为私有化，原初意义上的“管理”难以维护和坚守大学的传统价值，需要对大学从“过程维度”“空间维度”“动力维度”和“行为维度”开展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征的治理。与此同时，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因其大学历史短及地方性特征，治理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在治理基础、治理环境和治理动力三个方面。     

省级治理的定位与使命--在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之间

开展省级治理研究是当前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必要层次。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都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入手,然后直接进入到社会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很少有人专题研究省域治理。相应地,在省级治理研究方面有影响的成果也非常少,这给该领域的研究增加了难度,也带来了困惑。而在中国的实践中,省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由中央到地方下移的非常重要的层次,也是地方治理的高端层面。没有正确和有力的省级治理,国家治理无法落实,地方治理失去统摄,其他各方面的治理都无法实际和有效地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省级治理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此,开展省级治理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治理问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探讨省级治理研究中的若干前提性问题,向识者讨教。     

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及理论思考

<正>学界对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早有关注,既有研究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全球治理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协同合作,国家治理也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找到自身民族国家的利益点,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利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学界需要系统深入研究和回应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及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呈现，货币问题是其核心命题之一。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早期殖民侵略和海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先后经历了“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混合体系，“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是针对跨境货币流动形成的由价值观、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构成的治理系统，近代以来也分为三个与之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即帝国秩序阶段、国际联盟体系阶段、联合国体系阶段。这一治理体系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考察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在遭遇冲击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选择。这仍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应对时代之变与社会之变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蕴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其二是“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前者启发我们充分利用ChatGPT的治理动能;后者则启发我们要加强对ChatGPT的风险治理。沿此思路可以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使教育治理体系臻于至善与教育治理能力有效提升迎来重大契机。但是,当前的ChatGPT并非尽善尽美,现有的教育治理体系与ChatGPT之间的张力也尚未消解,导致其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从ChatGPT涌现的潜力来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日益走向科学化、高效化、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的发展道路。应从完善“一核多元共治”治理体系、提高教育治理能力、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等方面入手,在防范ChatGPT应用风险的同时,借其动能助推教育治理现代化,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全球教育治理的向度与限度

探讨全球教育治理的向度与限度,有助于防止其因外延的过度泛化而丧失作为一个专有术语存在的价值.全球教育治理被理解为一种已然存在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实践,与三方面事件和趋势分不开:一是教育领域出现了需要跨境合作治理的难题;二是教育日益被视作全球共同利益;三是国际组织的产生及对教育事务的介入.全球教育治理很多时候也指称一种解释和指导解决全球教育问题的理念,被假设为一种正和博弈性质的多层教育治理框架.但是,国家中心治理对全球教育治理的限制使之面临失灵挑战,并因此决定其了限度.     

链接地方与全球：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基于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实践的研究

当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在专业知识层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将中国经验学理化,进而融入全球知识的潮流中,从而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方案。源于美国的从“精英外语人才”到“区域问题专家”再到“全球胜任力”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以关注“全球知识”为核心,中国全球治理人才专业知识培养理念与路径则另辟蹊径,注重链接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即要求新型人才既熟悉扎根中国基层的实地发展经验,又具备全球治理的全局视野。在此时代召唤下,中国农业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探索出一条链接地方与全球的双轨实践育人新模式,这一模式源自学校一批前沿发展研究者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来”到21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位置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自觉性的生成。本文基于此案例,分析贯穿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地方-全球”双轨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并指出中国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理念与路径需关照“中国实践”与“全球视野”两个面向,注重地方-全球双重知识的链接,从而逐步探索出全球南方国家贡献全球治理的积极有为方案。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扫黑除恶的当代价值

扫黑除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治理的“体系化”与“现代化”上。厘清“扫黑除恶”与“四个伟大”“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关系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和理论要求。     

教育治理的信息化之路

从“管理”转变为“治理”意味着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命令”走向“协作”。“教育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作为全国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举措,2014年1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今后一个阶段全国教育工作的目标确定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的地位也正式由国家意志加以确立。“治理”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完善都是相对于“管理”而言的。“治理”与“管理”同属于政治管理过程,在维持社会秩序这一最终目的上两者并无不同,但在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上,却存在着极大不同:从实施主体来看,“管理”     

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战略工程与精细工程。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推动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具有强大统筹整合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执行落实能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政党能力是国家治理得以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所具有的政党能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政治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与制度保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与推动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也不断得到巩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奠定了实践基础、提供了价值引领、厚植了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党能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钥匙。     

道德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

道德治理在古代中国是以“礼治”或“德治”的话语方式出现的.在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中,“礼治”或“德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对国家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治理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但无论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看,还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看,道德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道德治理是治理主体运用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中的一种.在国家治理能力中,道德治理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协同社会组织及全体公民,综合运用各种力量,来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道德问题,为国家有序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的能力.当前的道德治理应重点处理好正利益与正观念,正法制与正人心,正官德与正民风这三种关系.     

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对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探析: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往往是前者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全球治理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前者通过满足后者的公共利益或公共需求而获得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的一面,还包括前者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使后者获得治权参与治理的另一面;全球治理体系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与秩序, 而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保护社会权利和控制公共权威的权力等方面,这意味着承认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全球治理的模式也应该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的政治秩序逻辑性选择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已使教育的全球治理成为一种必然之势。本文首先对教育进入全球治理的议程进行了探讨;其次,以世界全民教育为例并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比较优势;最后从三个方面展望了全球教育治理的未来发展。     

论高校治理权的规范类型及其机制

按照行政法视域下的组织法规范要素逻辑，高校治理权的规范类型可划分为“党规法”“国家法”和“校内法”三个系统。“党规法”通过对高校行政进行价值引领与提供政策依据为治理现代化确立政治方向，并在体制设计和制度重塑机制方面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国家法”从主体的赋权与落实、行为的风险防控、程序的尊严实现及实质性化解纠纷四个层面明晰与健全高校行政法治机制。“校内法”通过公法契约赋予高校内生性发展与自我合法性地位，匹配法人治理与创新机制推进法人化治理结构与监督机制更新。系统性地把握治理权规范类型，有助于加快我国高校治理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