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古代京都赋蔚似雕画,其中大量的地理方位描写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俱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绾合存世文献与古人观念,可证古时京都图、天下图遵循南上北下、左东右西的绘制模式。京都赋及其变体疆域、大一统赋皆本地图写作,甚且形成图赋并传的现象,因此其补充志、乘的功能与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都城空间

游侠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最典型地体现出人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游侠通过“游”的行为,不仅从物理上意义上打破了空间阻隔,也勾连起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社会意义上打破不同阶层的壁垒。游侠不仅是都城景观的观察者,也是景观的构成者,丰富了都城景观的美学层次。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更是世俗欲望与理想光辉的集合体,他们有重利轻义、扶危济困的一面;亦有铺张浪费、肆意陈欲的一面。“以武犯禁”时,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为王前驱时,他们又是特权的维护者和享有者。这种矛盾背后,正折射出游侠形象与都城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     

《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

《选》将京都赋置首,表现了主编昭明太子深殷的帝京化意识和皇权意识。《选》所录京都大赋对京都建置以及帝王化由天命鬼神向人事重心转移后对礼制、王道、颂讽、大一统等思想的高度重视,这些和昭明太子所受的儒家王道思想教育及所关注的现实十分契合。此外,京都赋置首,还与此类赋最能代表大赋、体制最宏大、内容广博、辞富赡、能见作家才学和突出的翼经功能有关。     

汉代京都赋与长安地域文化的交融刍见——以《西都赋》和《西京赋》为例

汉代长安地理位置优越,得天独厚,在吸收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汉武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勃兴的长安文化催生了汉代的京都赋,同样,京都赋又以其独特的文体内涵集中展现了汉代长安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交融在一起。     

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的文化缺失

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文学成形之作的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存在明显的文化缺失。作家将城市之美物体化,普遍显示出重物轻人的审美取向,堪称城市灵魂的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多被忽略。同时,作家外在于对象、物我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导致这种缺失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耕文化精神的影响,汉代作家普遍缺少自觉的城市审美意识。     

京都赋引《诗》用《诗》的经学色彩

辞赋作品引《诗》用《诗》之风源于两汉经学与文学互动,即使在经学衰微的魏晋时代此风仍然不减。不同风格的辞赋作品对《诗》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有着异彩纷呈的发挥,而京都赋题材的作品对《诗经》文辞的称引和化用则呈现出特殊的光芒。     

朱雀浮航与六朝都城社会的“公共空间”

朱雀浮航架接建康繁华地段——秦淮河两岸,具有商业区与住宅区交通枢纽之地位,同时也是人流涌动的区域,在这些因素下的朱雀浮航营建出一个古代都市的“公共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情况与朱雀浮航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赋弱拟范线性空间的可赋拟范化

本文首先介绍一类赋弱拟范线性空间,给出该空间的可赋拟范化的特征及拟拓扑线性空向可赋弱拟范化的特征,最后确定一类有限维赋弱拟范空间为可赋拟范化的。     

概率赋范空间的乘积空间及拓扑

本定义了有限个概率线赋范空间的乘积空间，它仍是一个概率线性赋范空间。并证明了乘积空间中由概率范数导出的拓扑与乘积拓扑的等价性。本将概率线性赋范空间简称PN空间。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都城的一个飞跃发展时期.数量上数十或数百个诸侯封国都城同时并存;规模上突破了礼制等级制度的制约;形态上棋盘式布局格局和城廓制度初步形成;地域上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呈现出由中原向南、北、西散射状发展态势,初步确立了中华大三角的都城分布格局,从而奠定了以后中国2000多年都城发展的基本格局.     

秦汉时期市场的多层级性

由于人口增加、政区的变化、旧城的发展、统治疆域的扩大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秦汉时期的市场呈现多层级发展趋势。京畿市场、区域性市场、郡县市场和农村集市各具特色 ,满足了各个阶层的需要。     

说秦汉“乞儿”称谓

“乞儿”作为身份代号,在秦汉社会称谓中并非使用很普遍,但是其等级性极其鲜明,且对后世的影响相当长久．因而值得称谓史研究者和秦汉社会史研究者注意。“乞儿”称谓使用具有年龄标示意义的“儿”字。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     

论秦汉的律与令

律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形式。自商鞅改法为律以来，国家颁布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律。秦汉律既规范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又设定刑事惩罚制度。秦令是王或皇帝的指示。在本质上属最高行政命令。汉代的诏即相当于秦代的令，而汉令这种法律形式的形成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汉初国家将令分为甲、乙、丙三类，《令甲》的内容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与刑制规范，《令乙》的内容主要是对官吏行为的规范，《令丙》的内容包括讯系程序和对平民这类主体违法行为的规范。魏晋以后律令两种法律形式所规范的范围和作用才彻底分开。     

说秦汉“乞儿”称谓

"乞儿"作为身份代号,在秦汉社会称谓中并非使用很普遍,但是其等级性极其鲜明,且对后世的影响相当长久,因而值得称谓史研究者和秦汉社会史研究者注意。"乞儿"称谓使用具有年龄标示意义的"儿"字,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     

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秦代实行的行政区划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以郡辖县.楚汉之际实行的封建制以军功而非以宗法血缘为原则,与周代的封建制不同.西汉立国至景帝中元五年,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元五年以后,汉代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官僚政体才正式确立.汉代的州一直以监察区的形式存在,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州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郡县制被州郡县制所取代.秦汉开创的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职业技术教育初探

职业技术教育在汉代取得很大进展,教育形式多样化,有职官教育、设官教民、开设专门学校、技艺家传、私人授徒、文籍传播、官职世袭等教育形式。教材的编写也日臻完备,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所创新。这些都为后世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秦汉时期司法的残酷性

秦汉时期司法领域的大屠杀事件层出不穷,共有67起。这些司法性大屠杀事件有着鲜明的特点：时间上,存在两个发生的高峰期。级别管辖上,司法性大屠杀多由中央司法机关所为。性质上,大肆株连,处刑苦毒。主客体方面,司法性大屠杀的危险主要来自君主,受害者主要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引起司法性大屠杀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专制集权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以及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遗毒。     

秦汉手工业政策略论

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 ,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 (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 ) ,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 ;两汉时期 ,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 ,前后虽稍有变化 ,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 ,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禁时弛的政策。     

论秦汉的都亭与乡亭——秦汉亭制研究之二

秦汉的都亭不只设在城内,在某些乡也设有都亭。一县之内未必只有一个都亭,但却是一定区域内最重要的亭。乡亭的地位低于都亭,故又称为下亭。乡亭和都亭大都位于交通便利、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因而是官府发布文告之处,有的都亭还是军队驻扎之所。     

先秦秦汉时期的伐木时间问题

本文从先秦秦汉文献出发,分析了先秦秦汉时期伐木以时的生产实践规律,讨论了总取林木和随时取林木的时间问题以及伐木以时在尊重林木生长规律和拥有可持续使用林木资源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