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与思考

<正>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个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主题。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国家治理和良善有序的社会治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乃至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我们都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平等化、民主化、本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的意义。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深入研究也不够，只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观察出发，就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谈点个人意见，算是小小的引言，期待大家的讨论和批评。     

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呈现，货币问题是其核心命题之一。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早期殖民侵略和海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先后经历了“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混合体系，“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是针对跨境货币流动形成的由价值观、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构成的治理系统，近代以来也分为三个与之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即帝国秩序阶段、国际联盟体系阶段、联合国体系阶段。这一治理体系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考察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在遭遇冲击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选择。这仍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来源及其理想形态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互融,相互贯通,已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人类对二者互动的认识,远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先声,近察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思潮的涌动,都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外部性与克服这种外部性的理想世界设计而展开。追溯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想形态进行剖析,这种理想形态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全球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效互动是治理互动的主要方式;全球有效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两者互动达至善治的根本保障;全球责任与主权责任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动力源泉;超国家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理想载体和现实诉求。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存在被强势国家异化为一己之利的可能,因而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理念,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治理理念中的“君子之交”意蕴探析

作为一名大国领袖，习近平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理念中均体现了他的“君子之交”观，这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治理理念中蕴藏的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就其具体意蕴来说，在政党治理上，他强调要形成一种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在国家治理上，他提出要构建一种“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在全球治理上，他则倡导一种周边外交中的亲、诚、惠、容理念。     

对大学治理的再认识

大学治理是“治理”在大学这一特殊领域内管理方式的体现。大学治理有其特殊的本质含义,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社会为前提,以公民精神为基础,以绩效为导向,以大学的理念为核心。我国目前在实现大学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相关的制约因素,表现为我国大学的民主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大学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正确的大学绩效观尚未形成、正确的大学理念尚未得到真正的确立。     

古代怎样治理诚信问题

我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视道德责任的，把诚信道义列入“三纲五常”之中，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性要求。与此同时，为确保人们遵守诚信道义，还根据人们的社会资源网络构建了一道道抑制欺诈的防线，这集中体现在通过形式多样的保约对欺诈行为进行法律责任追究，从而把对诚信问题的治理从道德教化转变为德法兼治。这对当前我们治理社会诚信问题颇有启发。     

全球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和体系革新

环境治理的推进需要环境伦理的指引，离开环境伦理的指引，环境治理便会迷失方向。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环境伦理需要在更高的全球格局上去把握，如此需要一种全新环境理论的产生。推动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是突破全球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论文从全球视野审视气候正义与环境伦理的演进，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环境伦理的转向，从而为全球环境伦理缺失的国际社会走出气候治理困境提供全新的革新路径。     

治理：高校管理新理念

“治理”作为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流行的术语之一，仅局限于国家行政管理和企业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和研究。尚未在层次较高的社会子系统-高校领域被广泛关注，高校的职能，地位，影响，都要求其深入实施管理改革。对治理实践和理论进行探索，而且，高校目前已具备了这方面实践和研究的条件。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机理与革新进路

我国全能型政府治理范式的生成以及向体制转轨中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范式,是我国可预见未来政府治理范式革新的目标取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力于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的良性互动以及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     

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中国教育援外的理念、行动及趋向

国际教育援外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遭遇了价值危机、合作危机以及行动危机。在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援外提倡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全球治理。在行动策略上,构建了科学的分级管理体制,持续优化教育援外运行机制,采用多元化的教育援外方式等,走出了中国教育援外促进人文交流、赋能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路径。新时代,我国教育援外工作应始终遵循“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本原则,彰显“互惠互利”的道义本色;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全球教育发展成果共享新平台;继续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教育援外推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

当前大多学术研究着重聚焦于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背景因素或自变量,探讨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而对两者关系的“反向”研究,即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却鲜有涉及。鉴于全球气候治理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规塑和约束,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背景与基础、价值共识以及方向与路径无疑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加剧使得世界各国客观上共同命运情势更加强烈,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与背景,不仅巩固和增强了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价值共识,而且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五个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具体而现实的方向与路径。当前,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性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要通过积极推进碳中和目标、不断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制度建设、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以及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气候外交等方式,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构建。     

全球治理理论的基本取向问题析探

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尚未定型的有关全球化世界治理问题的新兴理论。全球治理概念的开放性使它极易成为一些人兜售意识形态价值的方便工具。以詹姆斯·罗西瑙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倡导者们,其理论旨趣偏于强调各种非领土性或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重在打破民族国家中心的传统观念,弱化、消解民族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意识,这种危险倾向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全球治理初探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全球治理”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笔者通过对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理实现的可能性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全球治理理论虽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尚不完善。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点,这一理念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中和”、“协和”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伦理观;而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以“全球共同价值观”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两者的共性、个性以及前者与后者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探讨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理论的关系问题,从而得出在面对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谁更具有实用性、谁能更好地满足世界需要的结论。     

论学校的治理

学校治理问题是当今学校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学校治理问题时,首先是把学校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教育组织,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教化与社会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学视角的学校治理是一个政治、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学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学校的结构性治理实质上是处理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问题．功能性治理是处理学校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问题;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等社会力量对学校的治理的影响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应对时代之变与社会之变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蕴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其二是“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前者启发我们充分利用ChatGPT的治理动能;后者则启发我们要加强对ChatGPT的风险治理。沿此思路可以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使教育治理体系臻于至善与教育治理能力有效提升迎来重大契机。但是,当前的ChatGPT并非尽善尽美,现有的教育治理体系与ChatGPT之间的张力也尚未消解,导致其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从ChatGPT涌现的潜力来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日益走向科学化、高效化、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的发展道路。应从完善“一核多元共治”治理体系、提高教育治理能力、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等方面入手,在防范ChatGPT应用风险的同时,借其动能助推教育治理现代化,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防疫下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影响、经验及中国策略

新冠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学生、教师、院校以及系统产生了中长期影响。为有效减少疫情损失和 维持高等教育可持续性，世界各国纷纷制定适应本国的应急举措：一是职能驱动下的院校自治，包括保障人 才培养、引领科学研究和兼顾社会服务；二是政策驱动下的政府规制，包括动态的行政命令、可靠的财政供 给和连续的教学支持。但现有治理经验未能就全球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给予适配的指导。因此，亟须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反思现有治理经验，结合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具体实践，为防疫下的全球高等教育治 理提供一个来自中国的理念与路径，即构建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出保护受教育权、建立伙伴关系和 激发情感共鸣等理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为构建防疫下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中国策略”。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动因、路径与挑战

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行为体之一,跨国公司对推动全球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发挥其独特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这既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也有助于建立企业的全球价值贡献形象。在参与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捐助商”“共建方”“设计师”“营造家”及“创新者”角色,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建设教育项目、开展教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教育创新。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其自身缺乏一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社会责任时伴随着利益矛盾等。文章通过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动因、路径、现状分析,为中国企业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框架、挑战与变革

新冠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和“人工智能+”推动全球教育治理迈向新的阶段。《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社会契约”的视角。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旨在将教育视为“全球共同利益”,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扩大化、治理客体的动态化、治理规制的协同化、治理目标的原则化、治理效果的多维化等特点。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多元主体参与的“合法性”危机、混乱世界秩序中的客体泛化风险、教育大数据的孤岛阻碍及智能鸿沟、教育治理效果异体问责的实践壁垒、基于教育公共利益的价值认同困境。迈向“社会契约”全球教育治理的变革将探寻“教育法治”的复合型治理规则体系、转向基于教育证据共识的治理范式,推动建立以教育大数据为依托的“云边端”协同机制、在管评分离的基础上强化第三方评估、发展“公众需求”逻辑下的利益共享机制。     

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对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探析: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往往是前者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全球治理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前者通过满足后者的公共利益或公共需求而获得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的一面,还包括前者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使后者获得治权参与治理的另一面;全球治理体系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与秩序, 而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保护社会权利和控制公共权威的权力等方面,这意味着承认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全球治理的模式也应该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的政治秩序逻辑性选择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