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的逻辑进程和自身延续性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     

"构建和谐社会"需重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礼仪”有些具体内容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如果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来考察却是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进步,况且其中有许多今天我们应该学习和吸取的东西。对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我们应当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历史的观点来考察和研究,而不可只用一个“人治”来概括和否定。     

哲学视野中的法治与德治

法律需要强制,道德需要自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获得了新的涵义,并赋予二者新的关系.德治与法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力保障,我们既要依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德治、礼治、法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社会治国理念的思考

德治、礼治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之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法治理念渐入人心,法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进步的愿望和渴求。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时代呼声的今天,如何将德治、礼治和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建构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治国理念,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论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德治与法治并举，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机制

传统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 ,是政府管理活的灵魂。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要求传统行政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化主体对其进行文化反省、发现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要不断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扬弃 ,以提取契合公共行政的精神价值 ,并摒弃其间的封建思想毒素 ,使中国公共行政的观念世界得以净化 ,实现正义、民主、法治、公平等世俗信仰的回归。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是个漫长、复杂的行政思维传统的变革过程     

论神权法思想对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神权法思想是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占支配性地位的法律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虽已衰落，但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直接继承于西周，加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因此，在“礼治”、“德治”、“人治”以及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受到了早期神权法“天命”、“天罚”、“以德配天”等思想的影响。     

也谈“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针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文以中西文化差异性来否定法治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观点，提出：在法治不足，人治有余而又迫切需要法治之时，我们应该呼唤法治而不是排挤它，更不应借口文化差异，国情不同而否定它，在法治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现象，但它如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总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去看待法治，兼容法治。     

论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德治与法治并举,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管子》之法对中国法制思想史的贡献

《管子》一书对中国法制思想的建设具有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法的基本内涵理论上的廓清；二是在国家管理过程中讲求以法辅礼、礼法一体；三是主张对法的运用要讲求适度。     

中国传统法律象征的研究与应用

比较中西方法律象征物,而后追溯古代对于獬豸的推崇,由此引出与此神兽不可分离的人物——皋陶。从具神性和祛神性对皋陶进行了一番考证,得出皋陶是我国司法之神的结论。提出将皋陶作为中国法律新的代表形象,实现和谐法治。     

伦理笼罩下的法秩序——中国封建法律文化的伦理主义特征

中国封建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主义特征,从立法、释法到司法,从定罪、量刑到执行,无不浸透着“三纲”“五常”的伦理主义的精神,体现着“忠”“孝”“节”“义”的要求。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权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了传统的伦理主义法律文化的背景成因,用“礼”的内容和精神分析了伦理主义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并从立法、释法、司法各个方面介绍了这种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制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应当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同遗产的性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取舍,将其中合理因素加以继承和改造,为现代的法制建设服务,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现代化.     

从中华传统师德看当代师德的构建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师德建设应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师德,古为今用,从而更好地创造出具有深厚民族底蕴的社会主义新师德。     

《管子》的"道、法"观刍议

《管子》是法家的代表作之一。贯穿《管子》思想的主流是其道法思想,即用道作为立法的标准和指导;"道"是"法"得以成立的最高依据,是"法"所以享有普遍性、公正性、恒常性的根本原因;道是最高范畴,其内部分为德礼与权法两支,两者互为补充,构成和谐之道。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制尚属初建时期,存在社会保障立法滞后、体系面窄、法制缺位等问题,不能给国家解决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为此,需制定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典,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通过制度整合、健全体制、完善法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

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发展道路是外注式而非内发式的发展,国际法在其中起到了打开中国古代法体系缺口的作用。法律转型必须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法的引入最主要的是法的体系和精神理念的引入,法律转型中要正确处理好法的移植与继承的关系。     

以传统文化促进德性的培养机制研究

文章在总结传统德性养成机制的同时,也思考当下社会转型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性培养问题,反思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存在的“分离”问题：即知识与精神的分离、课程与课程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分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新审视、研究中国传统的德性传承机制.为此,需要有整体的架构,要着眼于学生终生人格的培养,要注重道德教育的仪式化、生活化,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着力开发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