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朦胧诗与西方象征派诗

本文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将我国新时期朦胧诗与西方象征派诗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做了比照分析：一、两者的生成背景；二、两者的主题意蕴；三、两者的审美观点。本文认为，朦胧诗虽然积极借鉴了西方现代文艺的表现形式，但在主题意蕴方面却渗透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英雄主义情愫，基调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因此难以将它归入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它可以说是我国“五四”新诗传统的自觉接续，并为后来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生代诗作了准备和铺垫。     

历史需要沉淀——论朦胧诗

朦胧诗是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在国内外诗坛均产生颇大反响。对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缘由及其美学特征,还有一些代表诗人、代表诗,以及对当时某些诗评家不确当的批评,诸如“朦胧诗表现‘小我’即‘自我’”、“朦胧诗看不懂”等,应恰当评价。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既注意吸收古典诗和民歌的优点,又借鉴了现代诗的长处,为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新诗积累了经验,使新诗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历史观念与朦胧诗潮

朦胧诗潮汇聚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种种因素,其中尤以现代主义的强光炫人眼目.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在朦胧诗中被疏离,取而代之的主要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多向度的历史反思和历史重构.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以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全景”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与地位和艺术上的得失等四个重要方面来重新论述“朦胧诗”就显得有其现实的重要性和理论上的必要性了。     

象征派诗、朦胧诗异同论

象征派诗、朦胧诗,是先后出现于我国五四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坛两种相似的诗潮。前者主要作者有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蓬子等,后者代表作者有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其主要是实践西方象征派诗歌理论主张,运用以象征为主的隐蔽手法,借助物象、意境或事物来暗示隐喻人的内心活动对外部世界的感应,捕捉瞬间感受、印象、幻觉等,突破生活逻辑和艺术思维惯性,密集性意象撞击叠印,大幅度转     

接受与整合:法国象征派诗与中国新诗

２０世纪中国新诗在中西文化及其诗学大碰撞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其中,２０年代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３０年代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８０年代的朦胧诗派,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法国象征诗派运动影响而出现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个新诗派的回顾与梳理．揭示法国象征派对中国新诗三个诗派发生的不同影响．并顺带揭示这三个诗派在接受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整合策略．以及各自的成就与教训。     

中国象征派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之关系浅探

中国象征诗派形成和创作实践说明，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适宜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传统因素在起作用，导致中国在对西方象征主义的一些层面加以吸收的同时，又对另一些层面进行了排拒，说明由于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象征派的创作在内容，手法及理论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然而由于忽略了西方象征主义超验的一面，所以造成了二者根本的差异。     

穿越蒙蒙迷雾追溯历史真实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中国二十世纪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崛起一方面受到西方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有时代与个人苦闷情结的影响，同时也是艺术自身演绎发展的结果。它的崛起给中国新诗带来勃勃生机。     

中国象征派诗的价值取向

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象征诗派,多数成员留学法、日,在民族危亡与民族歧视的双重压力下,他们歌唱人生的悲苦与孤寂、丑恶世界的病态美、爱情的眷恋与伤痛,成为一种“浊世的哀音”;在艺术形式上,他们操作以象征为主的表现手法,尝试“音画”效果的“纯诗”实验,运用奇喻造成语言的陌生化和情绪的暗示审美效应,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风。象征派诗这种毁誉参半的价值取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     

中国象征诗与朦胧诗比较研究

在对现实态度上,象征派是无意识的逃避,朦胧派则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真理代言人”的角色。在诗学上,两派虽都借重音乐的特性入诗,但象征派的心理诗学观过于内向聚敛,朦胧派则注重心灵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美学的探索上,两派虽创立了新的美学原则,但象征化语体和意象化语体又有所差异。     

新时期朦胧诗的魅力探析

20年前,朦胧诗在争论中登上诗坛,渐渐地便以挡不住的魅力征服了众多读者,造成了一个朦胧诗流行的时代。它具有无所顾忌的人格魅力,自我表现的思想魅力,含蓄幽深的艺术魅力,观念更新的审美魅力。它的崛起与发展,不仅对诗歌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整个文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

“朦胧诗”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由于论争的话语效果，“朦胧诗”也一度遮蔽过一些为当代诗歌复兴作为重要贡献的诗人。“朦胧诗”主力作者在“文革”中的诗作，经评论界的发掘与阐释，与新的时代构成了热烈而暖昧的历史想象关系。而实际上，在“历史新时期”因为主客体的错位，他们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与思想界想象的时代气氛不协调的现象。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有着比“朦胧诗”丰富得多的精神资源，新生代的诗学是生命诗学。在寻找诗歌本体的过程中，新生代诗歌群体凭借自身文化构成上的优势，并利用了开放时代提供的机遇，对新诗建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场诗歌实验留下的丰富创造实绩，值得我们投身其间进行灵魂的探险。     

朦胧诗的终结与出路--兼论朦胧诗思大于诗的诗学意义

关于朦胧诗的终结问题,许多评论家都作过一定的探析,但大多停滞于诗歌的外部而失于客观.本文试图依托朦胧诗相关文本及创作主体的心态,以及西方文艺理论诸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及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论述去观照朦胧诗.朦胧诗人善于思索现实生存的虚幻性而表达对真实生存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精神的隐喻性的表达,也是其成就一批经典诗歌的诗学根据.但是朦胧诗人过多地为"生存"而构建诗歌,忽视了本真的诗意而被搁置于哲学的海滩.本文试图从思大于诗这一症结为切人口去分析朦胧诗,并力图为当下诗歌寻找一个可能性的发展出口.     

从诗外到诗内的回归——论朦胧诗的主体特征

作为＂第一只报春的飞燕＂的朦胧诗在其艺术性生成的艰难历程中,逐步节制了政治性对诗歌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侵蚀,自觉地开拓诗歌表现的个人域地,并在字里行间里洋溢着对自我的肯定和尊重,使诗歌的艺术本质得以显现,以此实现了中国新诗蜕变的关键一步,即从诗外到诗内的回归。主体介入的自觉、自我意识的弘扬以及个人主观情绪的书写等都是朦胧诗对当代诗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重读朦胧诗

作为新时期中国文艺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朦胧诗不仅在思想上具有独特的反叛性与觉醒性，在诗艺上有着重回与再创的现代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新月派与初期象征派诗歌创作方法之比较

新月派与初期象征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诗坛上的两个主要的诗歌流派，由于新月派的主要作用在于从听觉视觉方面克服初期诗坛的散文化倾向，而象征主义诗派则重在纠正其太实、太白、太直、太露的艺术弱项，因而两者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区别。     

后朦胧诗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后朦胧诗,具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消解本质中心、还原事物本原,解构崇高、反传统、精英文化,语言游戏等是后朦胧诗后现代特征的主要体现。但中国的后朦胧诗创作的背景不具备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背景,加上民族文化心理机制中的理性实践精神制约,使得后朦胧诗只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表面特征,或者说是后朦胧诗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形式的误读而产生了后朦胧诗创作。     

《我的记忆》:从浪漫派到象征派

《我的记忆》是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本文探讨它的价值,即独创性。具体分析揭示戴望舒其时诗作的轨迹是从浪漫派走向象征派,并进而从中国新诗史的角度对比分析论定戴氏在中西诗学的交融中,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新诗的这一转向,因而形成了新的与众不同的诗风,构成了他诗的独创。     

中国现代象征派诗开拓者李金发及其创作

李金发是中国现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象征派诗歌的创始者。李金发早期的诗歌充满怪异、神秘、颓废和失落的情调 ,对西方文明的虚伪和卑劣作了抨击。他的诗诗中有画 ,有雕塑艺术的影响。他的诗的特征是重在当时感觉的表述 ,使用艺术形象的暗示 ,思路跳跃不定 ,场景碎片难于联接 ,心理状态新奇而难于理喻。其后期的诗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从晦涩走向明朗 ,从病态走向刚强 ,表现了对祖国人民的真爱。     

西方表现主义美学观对中国朦胧诗潮的影响

表现主义美学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其非理性的生命直觉、内在激情以及抽象的哲理思考,构成了创作表达的朦胧、虚幻和神秘。“文革”十年浩劫后出现的朦胧诗潮,从创作观念到表现形态上,都呈现出了与表现主义美学相似的特征。在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大举回归中国诗坛的背景下,梳理朦胧诗潮的发展轨迹,就可以看出表现主义美学观对朦胧诗潮的形成产生过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