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际难民保护中的“安全第三国”

自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日内瓦公约》)生效以来,面对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区域内寻求合作,履行难民保护的国际义务,分担保护难民的责任,"安全第三国"(Safe Third Country)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该概念产生于欧洲,并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实践。然而,国家和国家以及区域组织间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对"安全第三国"原则的实践本质上违反了《难民地位公约》所规定的"不推回原则",其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必须以难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为前提。我国边境地区也时常有难民涌入的情况发生,而目前世界上亚太地区的难民保护区域合作机制最不完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利于我国未来在探索难民保护的区域合作中把握好方向。     

论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发展演变

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难民有关的国际组织之前,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古代统治者已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信仰为逃离迫害之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的《旧约全书》最早提到了"难民"一词,并对难民的定义有所涉及。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和角色也严重的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使其难民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特征,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具。     

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是2001年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因其甄别机关的高度独立性而广受赞誉。实践中,处理难民地位申请的效率低下以及缺少对难民保护庭决定进行审查的上诉程序成为困扰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实践的难题。研究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可为我国难民立法提供借鉴。     

《巴黎协定》引领绿色发展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3曰凌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这一协定内容丰富,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解读马来西亚的难民政策——以缅甸难民为例

马来西亚独立后接纳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难民,为了阻止难民进入,该国没有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也没有制定难民法及相关难民保护体系。以其境内最大难民群体—缅甸难民为例,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难民政策下,缅甸难民处境艰难。要更好地应对难民问题,马来西亚的难民政策需要有新的视角。     

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创立的南市难民区,收容、安置并保护了上海孤岛时期近三十万的中国难民,将二战前国际社会战时平民救助的理念变为现实。该安全区的设立,不掺杂任何政治和宗教目的,而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唯一旨归,因此被称为"上海模式",并被国际社会誉为战时难民救助的光辉典范,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借鉴,最终将其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论TRIPs协定与伯尔尼公约的关系——结合美国版权法第110条争端案

在TRIPs协定的框架下,版权保护处于一种独特的状况:不论TRIPs协定成员是否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都要遵守被TRIPs协定所并入的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尽管并不要求是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TRIPs协定成员却承担伯尔尼公约的义务,但第6条(2)除外。根据TRIPs协定第9条的规定,可以认为伯尔尼公约统一到TRIPs协定之中了,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继续受其条款的约束,TRIPs协定并不减少其义务。     

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在TRIPS为核心的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开始于1883年的《巴黎公约》,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包括《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在内的比较完善的体系。20世纪末,随着TRIPS协定的制定,形成了以TRIPS协定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但是在该体制下,侧重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缺乏公平和正义。在该体制下,发展中国家应该何去何从？论文对此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隐藏的合宪性审查:“代孕子女监护权案”的法理路径与司法影响

依据国际法理论,受国际法约束不等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具有直接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仅在国际层面对国家有约束力。由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缺乏对国际条约效力的一般性规定,国内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就成为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但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代孕子女监护权案"中适用《儿童权利公约》的方式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法适用模式,将代孕子女类推为继子女后赋予上诉原告监护权,但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民法秩序下的身份法定原则。法院依据《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分配了代孕子女监护权,为法院保障人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案例。同时,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法院适用国际人权条约提供了合宪性基础。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时,适用与宪法权利性质相同的国际人权条约规范或者原则,既可达到保障人权的效果,也可为法院参与合宪审查提供空间。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际法规的完善

自2020年2月3日发生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起,邮轮上爆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处理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此类事件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卫生条例》以及沿海国国内法律法规等.其中前者规定的无害通过权制度阻碍了涉事船舶进入沿海国港口进行避难,而《国际卫生条例》下的循证风险评估制度也减损了涉事船舶的被救助可能性.本文以...     

《贸易便利化协定》与《京都公约》对比分析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贸易便利化协定》(下称《协定》)是否提出了《京都公约》中尚未提及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条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协定》主要是对《京都公约》相关条款的回顾与完善。     

对1933年《关于难民国际地位的公约》的历史考察

20世纪20年代国际难民法的发展已经初露端倪,主张由国际联盟主持缔结国际难民公约的思想发轫于这个时期。30年代初欧洲局势的紧张导致难民处境恶化,使得公约的缔结更为迫切。从制定过程来看,1933年难民公约最终缔结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其中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国商标注册制度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修正的我国《商标法》虽然对商标注册制度做了规定，但在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的构成要素，用作商标的标志，保护在先权，优先权，禁止恶意注册他人的商标和司法审查等方面与《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和《TRIPS协议》的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适应完善商标保护制度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于2001年10月27日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完善了商标注册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商标注册制度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对非形象商标的保护，在先权的范围和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在先使用权的法律地位未做规定。     

日苏复交谈判时英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兼与美国比较

英国对于日苏复交谈判基本上采取了不介入的政策,这是由于英国既不想成为日本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反对的目标,也不想得罪苏联而危及本国的安全,当然偏重于后者。在回答日本对美英等国的两次询问——第一次关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的归属问题,第二次关于《雅尔塔协定》《旧金山对日和约》中使用的Kurile islands(千岛群岛)是否并不包括国后、择捉两岛——时,均作出了不同于美国、不利于日本的回答,其目的就是维持远东领土的现状,不纵容日本挑战英美的战时责任。     

《巴塞尔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所造成损害之责任与赔偿议定书》评析

为增强《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约束力，其缔约方大会制定了《巴塞尔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所造成损害之责任与赔偿议定书》。该议定书加强了公约的有效性与执行性，强化了公约的法律性质，其体系完备，在归责原则上，既包括严格责任原则，又包括过错责任原则，而且议定书具有开放性。同时，它也存在重大缺憾。议定书中的责任被限制在转移和处置过程中，它未能建立国际基金，没有关于国家责任的具体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废物产生者不必承担责任。可以说，议定书并不能充分完成责任赔偿的目的与使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之皆有不满，议定书的普遍接受与完善仍任重道远。     

国际商事仲裁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以保得公司案为例

本文从香港保得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拒绝执行仲裁裁决案引出了两个问题:(1)内地与香港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原来在《纽约公约》框架下两个国家之间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不再适用,从而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途径.(2)司法监督权的冲突,具体而言,就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被裁决地的法院撤销以后,承认及执行地国法院是否还能够对该裁决进行强制执行.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立法——域外经验及中国策略

国际海底富含大量的矿产资源,各国开始关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相关海洋环境问题相伴而生,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缔约过程中,各国在"区域"环境保护事项上形成了基本统一意见。《公约》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国内立法亦有相应的环境考量。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和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先驱国家,需制定相关法律,履行成员国制定"区域"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之义务,以减轻乃至免除作为担保国的担保责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应纳入海洋法中,同时应当参考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另外该法应当成为激励中国参与"区域"开发活动之立法,在立法原则上采取一般预防原则而非风险预防。     

试论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和人道性

难民问题因其自身政治性和人道性的错综复杂而长期困扰着国际社会.美国是战后世界上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的难民政策在接纳欧洲犹太难民和对欧洲知识难民的庇护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道性,却又因国家实力、对外政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冷战期间对难民的接纳含有强烈的选择因素,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ICC在中国作出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当事人选择ICC在中国仲裁所作出的裁决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以及"仲裁地"理论,应为"非内国裁决"。由于我国尚未开放的仲裁市场以及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保留,此类裁决面临着现实的法律障碍。开放仲裁市场、运用目的解释《纽约公约》下的义务以及修改我国国内法能够最终使ICC在中国作出之判决得到承认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