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以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于强制缔约的法律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证券法》等都已对强制缔约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或许是由于与“强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强制缔约问题始终没能引起民法学界的多少兴趣，而公法领域又由于其“契约”性，将它排除在了公法的研究范畴。这样一来，强制缔约问题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强制缔约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民法理论问题，它不仅体现着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且在实践中也发挥着保护弱者的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强制缔约产生的原因、概念及意义，分析了我国强制缔约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其完善的途径。     

浅议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可分为直接的强制缔约与间接的强制缔约两种基本类型,该制度的产生对既有合同法律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我国民事立法不仅要确立各种具体的强制缔约形态,而且要建立起关于强制缔约的一般规则。鉴于我国强制缔约制度在适用中的特殊性,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应成为一种独立的责任类型。     

论我国强制缔约制度不足及发展

任何一种私法制度都内在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规律,即商品经济交换规律,所以本文研究的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一样的,它的目的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目的是有效的促进和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从上个世纪起契约自由制度的影子已经深入人心,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主体、标的、意思表示真实则商品经济就会有序地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经济模式登上历史舞台,理性哲学引导的正义观发生了改变,人们发觉契约自由原则并不必然保证双方当事人所为给付的合理与平衡。这一时期,垄断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导致双方的经济地位实质上不平等。作为弱势群体,许多订约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因现实经济地位处于弱势而名存实亡。为了正义的需要,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历史的进程要求对契约自由原则做出合理的限制,因此强制缔约制度有其自身发展的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它的目的。     

论我国立法中的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制度作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措施,对保护弱者利益、维护合同正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强制缔约类型基础上,对强制缔约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立法上的相关规定,论证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立法建议.     

违反强制缔约制度的法律责任

张静。王欣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3期《论我国立法中的强制缔约制度》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性质及承担方式。作者认为,责任性质的认定,关键在于对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的认定,而义务性质的认定又取决于产生该项义务的法律关系属于何种性质。就强制缔约而言,存在两方当事人,即一方是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另一方为相对人,     

对撂荒及影响土地规模经营行为实施强制缔约的思考

对于撂荒承包耕地以及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情形可以通过强制缔约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实现土地的利用效率。强制缔约的主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集体组织成员以及集体组织外的成员,其依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限制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兼顾,其内容包括土地流转合同所需的基本内容。     

浅论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当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是一项重要的权利限制制度,在TRIPS协议、有关国际条约与各国立法当中均有所规定。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并规定了普通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反垄断强制许可等多种类型的强制许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障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主要包括订立合同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决定合同形式的自由、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自由等。合同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不是当事人的任意妄为,否则会产生种种弊端。我国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系当然之理。这些限制主要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及其附随义务,在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强制缔约,还有保险、运输等领域的格式条款等。     

对我国《合同法》第47条有关规定的思考——兼论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和缔约效力

不同国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缔约能力规定有所不同,我国《合同法》对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和缔约效力方面的规定,从文义上分析,存在不全面和欠明确等不足,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不利于法律适用。试从完善我国《合同法》第47条有关规定着手提出自己观点供司法参考。     

城市房屋行政强制拆迁的分析——兼评“最牛钉子户”案

城市房屋行政强制拆迁成为当下拆迁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强制拆迁的理论出发,探讨了强制拆迁的正当性并试图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进而分析了强制拆迁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日前广受社会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案进行评析。     

行政强制拆迁过程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城镇房屋行政强制拆迁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拆迁问题受到网络媒体的关注,而这些拆迁问题主要是由于拆迁主体的不明确导致所引起的,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使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活动的界限难以区分,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生态化

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专利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实现其生态化建构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大有助益。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生态化设置,并非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谋求生态平衡,相反,其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公权对私权的介入和渗透,体现了环境因素对技术发展异化的规制和监管。虽面临私权神圣理念与公共利益界限模糊的障碍,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亦有实现生态转向的契机。可从明确公共利益界限、明确专利强制许可主体、客体及条件等方面,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生态化创造条件。     

国家起源：一种新契约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是最高权力。因此,哪里有最高权力,哪里就有国家;最高权力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最高权力必然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契约;因为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同意或契约的性质：权力是仅为管理者拥有且被社会成员普遍同意的迫使被管理者服从的强制力量。因此,人类一切社会——从家庭到国家——无不必然源于某种契约：社会必然源于人们就“权力”问题所缔结的契约;国家则必然源于人们就“最高权力”问题所缔结的契约。     

浅谈未成年人的电子合同缔约能力

近年来,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电子合同”这一新型合同形式.电子合同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通过信息网络、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文浅谈未成年人的电子合同缔约能力.     

浅议缔约过失的产生及理论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是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一种特殊责任制度,被誉为"法学上的伟大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缔约过失责任的地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已得到确立。本文重点阐述缔约过失责任的萌芽、产生及理论基础。     

论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外强制与消解

学术是主体——人生产、传播与应用客体——知识的活动,人与知识的自由属性决定了学术的自由本质。大学以学术为本位,学术自由在大学人的学术活动中内在地生成与显现,学术自由是大学人运用自由意志与主体理性,免遭专断意志强制的状态。为避免内外部强制,政府必须尊重大学的内在逻辑,而大学则需要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学者也应加强道德自律。     

证券承销协议中的契约自由

证券承销协议是指发行人依据法律规定,与有证券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订立的,由证券公司代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募集资本并交付证券的书面合同。契约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和法原则,也应为证券承销协议遵循。证券承销协议涉及公共利益,证券法规对证券承销协议的规定体现了契约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从反思性公共行政看行政强制立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强制立法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其是否应体现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吸收了当代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将比例原则引入法律,并突出程序在行政强制法中的作用,但尚有不足。我国应用反思性公共行政的合理内核补强行政强制法的价值。     

论强制拆迁的制度反思与重构

因强制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强制拆迁的正义性分析入手,认为我国现有的拆迁制度无论从实体视角还是程序视角均缺乏正义性。对强制拆迁的规范,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构建合理的“公共利益”决断机制、国家强制力介入机制和充分补偿机制,从程序到实体的各个环节充分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以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