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禅文化对一休宗纯汉诗创作风格的影响

室町幕府时期,禅宗在日本迅速发展,禅文化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文化。以"五山文学"为代表的禅林文学所提倡的"诗禅一味"的创作理论,成为了当时日本汉诗创作的主要审美理论导向。生活在室町时代的禅僧一休宗纯,似乎成了禅林的"另类"。他的诗歌作品中既有静穆空寂的禅诗,又有狂放狷介的"狂诗",更有热烈地追求爱情的"爱情诗"。这种矛盾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禅文化在日本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关系。     

叶燮诗歌发生论——以《原诗》为中心

叶燮在《原诗》中论及了诗歌发生问题。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根本学说,可以概括为＂我四物三＂说。在这一根本学说之外,先有胸襟说、触物起兴说、诗无定法说这三个具体说法值得注意。＂我四物三＂说是叶燮诗歌发生论的＂纲＂,而先有胸襟说、触物起兴说和诗无定法说这三说则是＂目＂,它们是对＂我四物三＂说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一＂纲＂三＂目＂比较圆满地实现了叶燮的理论目的。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论白居易的施政观、历史观及哲学观——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为准备科举考试而作的《策林》，从中唐的现实需求出发，推崇尚俭务清、与民休息的施政观；在继承与革新的问题上，提出了鉴古观今、损益有时的历史观；其哲学观突破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体现出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特质。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祗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祗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祇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祇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     

论冯友兰的民族观及其现实意义——以《新事论》为中心

以逻辑的民族性为中心,冯友兰的民族观实现了两个统一:一是民族的同一性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统一;二是民族复兴、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与从国情出发的必要性的统一。冯友兰的民族观,既回应了近代以来的民族性、国民性批判,澄清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理性的说明,指出了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冯友兰的民族观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试论日本人的无常观——以《方丈记》、《徒然草》为中心

无常观是影响日本许多文学作品走向的观念之一,《方丈记》和《徒然草》更是其重要体现,这两部作品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日本人的无常观。日本学界,历来对这两部作品多有研究。本文以这两部作品为中心,对无常进行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介绍,侧重对积极的无常观提出看法。     

论韦勒克的文学观——以《文学理论》为例

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十分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与他们“纯文学”的文学观密不可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界定、文学存在方式的分析,还是对文学史写作的探讨,从中都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学性”的重视。     

冈千仞的中国观——以《观光纪游》为中心

中法战争前后,冈千仞受王韬之邀游览中国。在现实层面,声称要在中国寻找振兴汉学之道的冈千仞目之所及却是中国城市之破败、儒学之颓废、经毒之盛行、烟毒之泛滥及士人之闭塞,"三毒"侵体,病势尪羸。在确诊中国诸种病症后,冈千仞进献了"药石之语"。在内政上:禁鸦片;废科举,立学校;改制度,兴洋务;究格致之学,讲富强之实。在外交上:对欧美以礼相待,利用欧美矛盾折冲樽俎。显然,面对东方病症,自称汉学家的冈千仞开出的却是一签"大仿欧美"的西药处方。冈千仞的这种身份错位,以及在对甲申事变和琉球争端上所发言论的逻辑陷阱,反映的正是深藏于冈千仞思想底层的日本主义立场。     

以《雅歌》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为例浅论奈达诗译观

奈达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人。翻译界往往过于关注奈达的翻译科学理论体系,而忽视了他的诗译观。事实上,奈达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圣经》翻译的实践,更是以《圣经》翻译为研究基础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作为散文式诗歌文体中的经典之作,《圣经》中《雅歌》一章的翻译必然包含在奈达诗译观的探讨范围之内。本文拟将奈达散见于《对等原则》一文中的观点加以梳理、整合,并试图结合《雅歌》翻译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揭示奈达诗译观对诗歌翻译实践尤其是《圣经》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     

利玛窦的中国观——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中心的考察

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明朝末年中国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了较为真实客观的记述和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和平知足、尊师敬老、愚昧虚骄、封闭多疑等特点。他的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塑造良好的国家民族形象都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论观画别识》与韩拙的绘画鉴赏观

《山水纯全集》是宋韩拙所著的论述山水画理论的著作,其中《论观画别识》一篇重点阐述了绘画鉴赏的几大原则,其"先看风势气韵,次究格法高低"、画品如人品以及"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和不可迷信"冠盖之誉"的鉴定理念,对今天的鉴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吴敬梓诗文观的形成原因——以《儒林外史》为考察中心

吴敬梓在其代表作《儒林外史》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认为诗赋地位当与文章相同,强调文章才气的重要性,行文者须品行端正,读书不该一味追求功名.这些观点的形成是社会大环境和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受明清八股之风的影响,与作者个人对科举失败的反思以及融会各家学派思想有密切关系.     

论刘熙载的诗歌美学——以《艺概·诗概》为核心

以《艺概》著称于世的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将毕生论文艺的札记汇集于此,是对前代文艺批评的总结,本文选取其中的《诗概》为考察对象,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探讨其诗歌美学。刘熙载的《诗概》作为中国诗歌理论的总结性作品,除了具有《艺概》所具有的总结性、全面性和公允性的特点外,同时刘熙载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时代和前代的影响,将诗论笼罩于儒家诗教框架下,但是他所提倡的艺术源于生活、自然清新的风格对后人学习和鉴赏文艺作品所具有指导作用是很大的。     

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技巧——以《诗八首》为例

诗歌只有依靠各种语言技巧的运用,使诗歌语言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话语形式的陌生化语言,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审美感受.穆旦诗歌的丰富和深刻,正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达到的.作者以穆旦<诗八首>为个案,从语法和意象运用两方面采分析穆旦的诗是如何做到陌生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