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太子起兵反叛谈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汉武帝在卫太子举兵反叛之前并未有诛杀太子之意,直至太子起兵反叛,武帝才下令诛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动荡。汉朝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由此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政局。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巫风大盛,“巫蛊之祸”亦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暴。研究“巫蛊之祸”,对于认识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是有其启示意义的。     

汉卫太子刘据谥“戾”新解

汉卫太子刘据因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案而与其父反目,最终被围困自尽,汉宣帝即位初期为其定谥为“戾”,后又称“戾太子”.本文重新梳理征和二年到宣帝定谥的历史过程,着重对宣帝时期霍光专权、建立武帝正统权威的政治实际,昭帝时期隽不疑对京城长安发生的假卫太子案的处理,以及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体现出卫太子“不悔其过”的法律因素三个角度进行解读,分析卫太子谥“戾”的内外原因,总结背后武帝统治权威的根本性影响.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巫蛊之祸与司马迂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再探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巫蛊之乱是汉武帝对太子有所不满甚至是为了易储而有意策划的.文章通过对巫蛊案的分析,重新审视了汉武帝与太子的父子关系,认为汉武帝对太子一直信任有加、着意栽培,从未想过要更换太子.巫蛊之乱是因为江充选择了有利时机,汉武帝与太子信息交流中断,江充党羽意外逃脱等三个偶然因素造成的悲剧.     

论江充

出身赵国的江充受到汉武帝信用。江充治巫蛊案导致西汉帝国上层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宣布对江充行法的全面否定。但是江充执法严峻,不避权贵的风格在中国法制史上保留了正面形象。据《盐铁论》提供的信息,江充还曾对汉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确定和执行有积极的贡献。后世对江充的评价鄙弃者多,但是也有微弱的肯定的声音。全面评价江充的历史作用,有益于真切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史。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近年关于巫蛊事件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汉武帝说成事件的主谋者。事件本身十分复杂，为武帝是主谋者的说法找一些根据并不困难，但从其整体发展脉络来看，似仍需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一、汉武帝没有策划易嗣，把他说成巫蛊事件的主谋者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汉武帝迷信神仙，是酿成“巫蛊之祸”的重要原因，江充集团捣鬼有术，是“巫蛊之祸”的主谋者；三、事件过后，武帝反思一生所为，“悉罢诸方士侯神人者”，下轮台诏书，是他一生，也是西汉历史的重大转折。     

“巫蛊之祸”性质再论——以西汉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夺嫡斗争为中心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自太初元年(前104年)到后元二年(前87年)共18年间,以戾太子为首的卫氏集团、以李广利和刘屈氂为首的李氏集团以及宦官扶持起来的赵氏集团展开了夺嫡斗争。外戚势力是在皇权与宗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受"择权在君"思想的影响,武帝立嫡不坚,更加剧了夺嫡斗争的惨烈性。"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李氏集团利用江充与刘屈氂里应外合灭太子,以实现夺嫡,抢占权力制高点。     

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与司马迁之死——《史记》阅读札记之五

《报任安书》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曩”“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和“今”,而由三个概念的不同时性可以确定《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前91）的年尾。“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司马迁处理《史记》稿本的确切说明,意思就是正本藏于嫁给杨敞的女儿家里,而副本留在长安。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不断把施行“巫蛊”的人和“谋入匈奴”的罪名联系在一起,终于导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其标志是征和四年（前89）六月车千秋任丞相后亲自参与“掘蛊兰台”。“掘蛊兰台”导致太常、大鸿胪和御史大夫或自杀,或被杀,其属官也被牵连,直到后元元年（前88）六月结束。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之中卷入“巫蛊之祸”再次下狱死。     

隋代“巫蛊之术”新探

隋文帝统治晚期,宫廷中“巫蛊之术”盛行,主要有“猫鬼”之术、偶人和毒药等。这几例“巫蛊之术”都以伤害他人为目的,属于黑巫术。借用人类学和古代医学的相关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新的诠释,不仅对隋代“巫蛊之术”有全新理解,而且有利于深化对隋代宫廷中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     

《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发出的宣战书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抒情议理散文的代表作,后人评价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又直与《离骚》对垒。对这封书信体散文的主旨,历来也一直认为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     

汉武帝财政改革对商人和农民阶层造成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改革是在汉帝国入不敷出的急切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对形成强大统一的汉帝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当时的商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直接为西汉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汉武帝的长寿之道

西汉诸帝平均寿命还不足38岁，惟独汉武帝活过了古稀之年。汉武帝一生十分注意养生，并特别重视对疾病的早期预防。     

两汉司隶校尉初探

本文主要论述汉代司隶校尉与周官司隶的一脉相承关系,同时探讨其设置原因及职权演变过程.     

汉武帝的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的演进

汉武帝在位前、后期的诗歌观念对西汉诗歌的演进有重要影响：由关注礼乐教化、重视诗歌颂美功能走向乐生恶死、追求诗歌的升仙意趣;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由诗骚体式走向杂言体诗的创作;追求诗歌神奇色彩,由崇尚恢宏巨丽的艺术境界逐步走向内心情感的诉求。汉武帝之所以对西汉诗歌的演进造成这些影响,关键在于皇权专制起了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虽属文学史之个案,却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普遍性。     

周亚夫与栗太子之废新探

《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周亚夫固争汉景帝废栗太子之事,引人注目,历代评论者甚多。从汉景帝废栗太子和周亚夫出任丞相的时间看,周亚夫不可能以丞相身份固争栗太子之废,实际上数争栗太子之废的是太子傅窦婴。周亚夫之死与固争废栗太子也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他多次违背汉景帝的旨意,为皇帝所厌恶有关。同时汉景帝有意识地要为其太子扫清政治障碍,周亚夫才被借机逮捕入狱,被置于死地。     

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小说的繁荣期。《虞初周说》作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封禅方说》作于元鼎四年至元封元年。武帝前小说以记地理、历史方面的奇闻轶事为主,武帝时小说以谈神仙术和封禅术为主。变化原因在于:一是小说家的方士与待诏身份,使其为干禄迎合武帝艺术趣味而创作;二是武帝求仙与治国的阅读需求,引导了小说的内容。可见,在古代等级社会下,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有多种,而帝王凭权力优势影响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探微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所述汉廷追查逃亡奴婢丽戎一事,既不是穷治二十八年前燕王、盖主谋反集团之余波,也不是株连两年前广陵王刘胥"祝诅”宣帝事件之从犯,而是宣帝昭雪其祖父戾太子冤狱,并为被牵连奴婢丽戎平反的措施.     

汉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